如姬
电视剧《梦华录》里,男女主角谈婚论嫁之后,顾千帆称赵盼儿为“顾赵氏”。其实,冠夫姓在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远,在《梦华录》所呈现的宋真宗时代,“顾赵氏”的称呼是不存在的。
那么,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对已婚女性是怎么称呼的呢?
《梦华录》剧照
姓氏制度启蒙的先秦时代
中国的姓氏制度,目前可考的证据显示,大概来源于先秦的西周到春秋时期。不过,在春秋时代,姓是姓,氏是氏,“男称氏,女称姓”。
为何是这样的?因为,祖传的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会跟着封地、官职、祖先的字等等随时变换。“氏”只有抛头露面的男子才有资格获得,而得到一个氏,就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家族。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男性的称呼,前面的头一个或两个字,就是他们的氏。当时有“同姓不婚”的规则,男子的称呼里已经没有姓了,为了鉴别夫妻不是同一个祖宗,那么,就必须将姓体现在女子称呼中。《通志·氏族略》里总结说:“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
女子称姓,又要区别同姓不婚,那么,先秦时期的女性,称呼上就不太可能冠夫姓了。出现在史籍中的先秦女性名称,其实有好几种组合法则。她们的闺名很少流传下来,于是,称呼模式就变成了姓置后,前面再加一个修饰的字。
这个修饰五花八门。有的以家中的排行+自己的姓,如齐国或其他姜姓国家的女子,她们婚后可以用伯(孟)仲叔季任意排行与姜姓组合。陕西韩城出土一座芮姜墓,墓主人芮姜就是典型例子,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因此也叫“仲姜”;著名的秦穆公夫人,她原本是晋国献公的大女儿,晋国是姬姓,所以叫伯姬;鲁惠公的夫人是宋国的大女儿,宋国子姓,夫人便称孟子;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楚昭王的小妹妹,她在史书上叫“季芈畀我”——楚国芈姓,季是排行,后面的“畀我”则是她的大名。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文献中唯一一个留下闺名的春秋女性。可见,这些仲姜、伯姬的后面,正常情况下是有大名的,只是被史书故意隐藏了。
有的以死后的谥号+姓,如文姜、贞姜、厉妫、声子等,姜是齐、许、申等国的姓,妫是陈国的姓、子是宋国的姓,前面的文、贞、厉、声,就是这些女性一辈子的盖棺总结,也叫谥号。通常来说,自己单独有谥号的女子,她们一生都是极具传奇故事的。比如贞姜。
贞姜是个十分墨守成规的女性,嫁给了楚昭王。有一次,楚昭王出游,把贞姜留在了老家的渐台上。不巧,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当时也没有很好的下水道系统,一通疾风骤雨,导致江水上涨,冲破堤坝,直奔渐台而来。楚昭王在安全的地方,听说夫人受难,赶紧派人去接。然而,情况紧急,不知道是楚昭王忘了赐符节,还是使者出门急忘了拿,等使者好不容易跑到渐台,请贞姜赶紧跟着自己逃命时,贞姜却不乐意了:“大王如果召宫人,肯定会有符节。你不带符节来,我可不敢跟你走。”使者急了,心说,都这当口了,应该事急从权啊。忙跟夫人表明缘由,并说明严重的后果。可贞姜依旧坚持:“我听说,贞洁的人不会违背约定,勇敢的人不会怕死。我知道跟着使者走,肯定能活,但背弃约定不遵守,那就是无贞无义,我就是死也不敢答应。”结果可想而知。昭王于是给夫人赐了“贞”字作为谥号,算是对她守信的鼓励。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直接以自己国家的氏+姓的模式,比如,齐国嫁出去的,就叫齐姜,陈国嫁出去的,就叫陈妫,邓国嫁出去的,就叫邓曼。通读下来,似乎都没有她们夫婿的痕迹,先秦女性的称呼,可以完全脱离夫家吗?也不尽然。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娘家只是暂住,夫家才是归属”的想法。《诗经》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一个“归”字,就表示夫家才是女子的归宿。因此,即使当时没有冠夫姓的传统,但女性婚后的称呼,还是有一部分与夫家产生了联系。比如,有两种模式完全属于冠夫姓的前奏。一种是夫家的氏+自己的姓的模式,如陈国的妫姓公主嫁去了蔡国,就叫蔡妫,嫁到息国,就叫息妫;还有一种则是完全冠上丈夫死后的谥号,如郑武公的夫人是姜姓申国之女,就叫武姜,晋文公从嬴姓秦国娶来的夫人,就叫文嬴,秦穆公夫人的另一个称呼叫穆姬。
随后,这种贵族夫妻共用一个谥号的模式,就被延续了下来。这个习俗一方面是男权、父权社会,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属,另一方面,在已经形成此规则的同时,它又是对女性的一种身份保护——只有明媒正娶嫁入夫家的女子,才是一个有归属的人,才有资格侍奉公婆,主持家中的祭祀,甚至死后可以与夫婿一起葬入祖坟,得到子孙后辈的香火。
既有自己,也融入夫家
因此,到了汉代,我们看到不少聪慧的女子,即使她们也会抛头露面,施展能量,自己的姓名被大大方方书写在竹帛上,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姓吕名雉,字娥姁,但之后,她又回归到与丈夫一体的系统里,称为“高后”——刘邦的谥号是高皇帝。而即使后来当上皇帝的是汉文帝,他的母亲薄太后,也没能享受吕后一样被汉家世世代代共同祭祀的待遇。直到东汉朝廷新立,急需为自己的汉室身份正名(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汉景帝的直系后代,汉景帝是汉文帝之子,薄太后之孙),才将吕后迁出主庙,换上了薄太后。
西安白鹿原的薄太后南陵
东汉是个“大女主”的时代,不少女性走上前台,临朝称制,主持军国大事数十年。如汉章帝的皇后窦氏,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汉顺帝的皇后梁妠等等,有了西汉的前例,她们既可以有名有姓,最终也会与夫家一体。但因为她们曾那么特立独行,站上了权力巅峰,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于是,东汉的士大夫,在体现她们是谁的妻子的同时,又为她们单独加上了自己的谥号。所以,活着时,她们的名字是邓绥、梁妠(章帝窦皇后名字失传),死了以后,她们就变成了章德皇后窦氏、和熹皇后邓氏、顺烈皇后梁氏。所谓“章德”,章是汉章帝的谥号,德是她自己的谥号,和熹、顺烈,也是同样的逻辑。这似乎也在说明,个别有能力的女性,也可以为自己挣到一席之地。
综上可知,先秦两汉的已婚贵族女子,她们生前时基本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署名权,死后才会冠上丈夫的头衔,合葬同一墓穴,成为一个整体。而这种模式,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变成了她们身份的象征。因为,在整个“男尊女卑”的气候下,女性始终被排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只有男性才有资格赚取社会身份,而女人的一切荣耀,都来源于她嫁的那个男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只会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女性娘家的势力,一般不见得会低于夫婿。因此,她们也并不将夫家视作自己唯一的出路,自然称呼上也就不会被笼统地只定义为某某人的妻子。如咏絮才女谢道韫,作为鼎鼎大名的陈郡谢氏出身的大家闺秀,她就明确表示过看不起出身琅琊王氏的夫君王凝之。
那么,丈夫没有太大社会荣耀的普通女性呢?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似乎有意拔一拔女性的地位,首次将非皇室成员女性也写入正史,作了一个单独的《列女传》,为我们提供了普通女性的故事。该卷收录的女性,要么孝顺大义识大体、要么勤俭持家、要么才华斐然,总之,都是东汉时代的正能量女性。如其中的鲍宣之妻桓少君。
少君是桓氏的女儿,父亲很有才,鲍宣年轻的时候跟着少君的爹学习儒家经典。鲍宣家里清贫,学习刻苦,桓爸爸看在眼里,深深地觉得他是个可堪托付的好孩子,于是主动表示要把女儿嫁给他。结婚当天,嫁妆满车载,都是些绫罗绸缎和女性的首饰。鲍宣得了“便宜”后,又觉得有点不符合大男子立世的规则,就跟少君说:“你家有钱,你肯定有娇气,而且,你习惯了穿着打扮很华丽,但我这么穷,可不敢要你这些礼物。”少君不但不生气,还特别乖巧地说:“我家大人是看重你的品德诚信,让我来服侍你。既然跟了你,我肯定什么都听你的呀。”于是,少君就把娘家送来的华丽饰品全都打包送回,换上短布粗衣,跟着鲍宣一起回了老家。到婆家后,少君完全没有一点大户人家千金的排场,挑水、做饭,孝顺公婆,样样都做得完美,成了十里八乡都称赞的好儿媳。
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发现了,虽然《列女传》中关于少君的故事,头一句标的是“鲍宣妻”,但在故事中,少君的简历上有名有姓,也并没有被笼统地称为“鲍夫人”或“鲍桓氏”。同传中其他女性也是如此,一旦能考古到她们本姓和名的,范晔绝不漏下,悉数写在了列传中。今人在端午节纪念的人物之一曹娥、鼎鼎大名的女文学家班昭、会弹唱《胡笳十八拍》的文艺顶流蔡文姬,这些以自己本来姓名传世的女性,就都出自《后汉书》的《列女传》。
可以说,大部分时期,古代女性的生活重心或许都是夫唱妇随,但个人的存在感,绝没有被取消和屏蔽。更明显的例子是在墓志铭。
墓碑上的夫妻同体
女性会不会只变成某某氏这样的代号?
先看晋朝的《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这块墓志文,应该是西晋这位博陵郡公王浚亲手为亡妻写的。“王浚妻”,是她婚后的身份,“华芳”则是墓主人的名字。墓志接着详细介绍,这位夫人姓华,名芳,字敬华,是王浚的续弦。嫁给王浚时她才18岁,去世那年37岁。所有信息一应俱全。不仅如此,志文还将王浚三代考妣、女儿,以及几任夫人的姓、名、字和身份信息等,也都详细记录在案。可见,按当时的称呼模式,还没有后来冠夫姓的习惯。
北魏被挖出来的女性墓志不在少数,如《大魏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南阳邓恭伯夫人崔氏(令姿)墓志铭》《魏故世宗宣武皇帝第一贵嫔夫人司马氏(显姿)墓志铭》《北魏高树生及妻韩期姬墓志》《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等等。和上面一样,此时的墓志铭上,前面表明她们的婚姻对象,后面女性自己姓甚名谁也都十分齐全。
北魏之后的北周有《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北齐的也有《齐故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铭》等,这两位贵族女性,墓志中依然是首先标明她们是何人之妻,然后她们再享有自己独立的署姓权。步陆孤氏,是鲜卑贵族的姓氏,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曾改为汉姓陆氏。
唐朝时,上层女性的名字成了闺中秘事,于是,在墓志的标题中,也不再直接写出她们的名字。如唐朝隐太子李建成的女儿闻喜县主的墓志,全称为《大唐刘应道妻故闻喜县主墓志》,只表明了公主的身份,不过,这个身份就已经很能说明她的姓氏了。一般的贵族女性的墓志标题,署名也变成了某某的夫人某氏,如《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铭》《唐司直博陵崔公故夫人赵郡李氏墓志铭》《秦王李茂贞夫人刘氏墓志铭》等。她们虽然缺失了名字,但自己的本姓还是单独且大方地坐落其中。
唐朝开始,女子的丈夫或儿子如果干得出色,当上了一品大员,或得到国公之类的勋职,她们就也能享有“国夫人”的命妇称号。于是,墓志里也出现了将女子直接称为某国夫人某氏的例子,如宋朝的《宋故魏国太夫人向氏墓志铭》,向是她的姓,被封为魏国太夫人。因为自身的身份太高贵,夫家是干什么的,不需要多说了。
你瞧,无论是史书、小说还是出土墓志都显示,直到明朝,中国已婚女性的称谓上都没有我们现代熟知的这种冠夫姓的叫法,并没有李某某的妻子张氏,就叫李张氏,王某某的妻子陈氏,就叫王陈氏。太平公主嫁给了薛绍和武攸暨,她也没有因此变成了“薛李氏”和“武李氏”。在后来“倒韦”活动中,她依然认为自己是李家的一份子,为夺回李唐江山,联合侄子李隆基发动了唐隆政变。
那么,我们印象中这种女人称氏,把男人的姓冠在前面的称呼模式,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很可能只是清朝开始的习惯。
想当“顾赵氏”,只能穿越到清朝
清朝官方史书《清史稿·列女传》中有很长一段记载:“任寨村二十烈女,……二十人中已適人者,何李氏、张王氏、刘王氏、冯刘氏、傅李氏、任赵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张氏、任赵氏、赵叶氏、李张氏、张赵氏、崔郝氏;未字者,何氏、冯氏、傅氏、熊氏、崔氏”。
说任寨村有一次遇到强盗纵火烧楼,这二十个少女或少妇担心贼子心生邪念,为了不受侮辱,于是手拉手一起葬身火海。《清史稿》为了鼓励贞洁烈妇,就把她们的姓氏记录了下来,其中“未字者”表示还是未出阁的闺中少女,所以她们只有自己的本姓某氏,出嫁了的,则都是我们熟悉的冠以夫姓称呼。
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已婚女性冠夫姓的这种称谓模式就流传了下来,并在民国时期变成了明确的法律条文。
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首次对“夫妻之冠姓”作了条约:“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意思是,婚后的称呼,根据嫁娶来定姓,妻子出嫁到夫家,就以本姓再冠以夫姓,如果丈夫入赘到女家,则丈夫也要冠以妻子的姓。总之,同一个户口本内,不允许出现两个姓氏,必须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直到当代,一些欧美国家或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依然采取这种制度。在日本,男女婚后统一姓氏是硬性规定,至于随女方的还是选男方的,则不作要求。甚至双方另取一个其他姓氏,都任由个人意志。当然,正常情况下,日本的夫妻基本都还是随夫姓。不过,日本民众显然对此也有异议。2019年1月,微博热搜上曾出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日本某男子因结婚后户口本的姓名一栏被改成了妻子的姓氏,心中不平,于是上法庭起诉了日本这个古老的制度。
其实,时至今日,在现代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时代,女性可以自主地在社会上行走,享有全新的生活模式,不需要完全仰赖丈夫的拼搏,才能拥有响亮的身份和头衔,获得一丁点社交荣耀,这种称呼,也就大可不必大行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