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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东部高原可能存在的若干迹象和高原的变迁,但是,高原是否存在,其界线、演化、垮塌的时限等等还存在许多争论,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索。
8.1.7.1 A型花岗岩问题
南岭型花岗岩是见证高原垮塌的最好证据,许多A型花岗岩具有南岭型的特点。对于A型花岗岩的成因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存在不同的认识,且由于命名标准的不同,A型花岗岩并不都是南岭型花岗岩,有的所谓A型花岗岩竟是埃达克岩。中国东部已经报道了一些A型花岗岩,大多具有南岭型花岗岩的特征,对于限定高原的垮塌是很有意义的(如本晌饥章8.1.3.6节所述),可惜中国东部的许多A型花岗岩缺少精确的同位素定年资料(大大不如埃达克岩),因此,还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料。例如,很早就报道安徽沿长江两岸有两条A型虚谨迹花岗岩带(邢凤鸣和徐祥,1994),一条从安庆-枞阳,另一条由贵池-南陵-繁昌,他们报道的年龄是128 Ma(K-Ar法)显然早了一点。因为,他们提到的南陵板石岭花岗岩据楼亚儿和杜杨松(2006)报道是125 Ma的。大别可能也有一些南岭型花岗岩的资料,如天柱山、英山尖、白马尖、主簿源、桐城金鸡寨花岗岩等(石永红等,1998;胡雄星和马东升,2002;钱存超等,2004),可惜均无可靠的年龄,很难进一步讨论。
8.1.7.2 喜马拉雅型花岗岩问题
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是一个新提出来的类型,它非常有用,既可判断高原的抬升(如果其时代与埃达克岩相当或更早),也可看出高原的垮塌(如果其时代晚于埃达克岩)。如前所述,本区出现两个时代的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一期是中侏罗世的(172~175 Ma),另一期如主簿源(127 Ma,Xie Z et al.,2006)是早白垩世的。它们应是高原演化不同阶段的产物,指示高原初始抬升和开始垮塌时的地壳状况。尤其后一类,可以告诉我们高原垮塌的过程。涞源和大河南岩体中也见有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淡色花岗岩)侵入早白垩世的埃达克岩中(据陈斌等,2002),可惜没有年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原北部类似喜马拉雅型的花岗岩并非少数,如汪洋(2002)报道的冀晋辽地区22个燕山期SiO2含量在67%~77%之间的强过铝质酸性岩体(如六柱坪花岗斑岩、阎杖子花岗斑岩、河湾石英斑岩、南门山石英斑岩、滩上石英斑岩、三义庄石英斑岩、平顶山二长花岗岩、小寺沟二长花岗斑岩、轿顶山碱长花岗斑岩、下营房石英斑岩、下营房二长花岗岩、寿王坟碱长花岗斑岩、大水泉石英钠长斑岩、大野峪花岗斑岩、大阴坡石英正长斑岩、卢峰口花岗斑岩、口前花岗斑岩、水帘洞石英斑岩等),它们均显示中等程度的LREE富集、明显的负铕异常和较平坦的HREE配分模式,Yb大多低于2×10-6,Sr含量不大于100×10-6,汪洋(2002)估计的熔融温度在800℃~900℃之间,压力0.9~1.7 GPa,对应的深度为30~60 km左右。看来,汪洋(2002)报道的花岗岩大多属于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仔细研究该类花岗岩的性质、成因、时代、分布,对于高原的演化可能具有重要的价值。
8.1.7.3 热河生物群与义县组火山岩
热河生物群产于义县组地层中,张立东等(2004)认为,义县组的岩石组合、生物组合(尤其是植物和孢粉)和沉积环境所反映的古气候以温暖潮湿为主,尽管有些少量植物具有一些半干旱特点。义县组不仅出现了大量的火山岩,而且其中的沉积夹层是以黄绿色、灰色为主基调的湖相沉积层。主体沉积层除了具有大量的凝灰胶结物外,还含有丰富的碳酸盐胶结物,在局部地段形成了不连续的灰岩透镜体。伴随这些地层形成了丰富的动物、植物化石。碳酸盐或灰岩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湖水呈弱碱性,差并富含钙质和碳酸根离子,间接说明当时的大气相对富含CO2,而且大气降水比较充沛,对区内露的地层进行了深度的淋滤和风化,有利于植被和动物的生存和发展。此外,义县组植物群中以喜湿、喜热的类型占多数,整体植物群反映了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的亚热带-暖温带的陆地植被景观。植物孢粉分析发现喜中温的子植物松柏类花粉占绝对优势,其次为喜湿热的苏铁类、蕨类植物孢子,虽然含有干旱环境下的掌鳞杉科花粉,但是含量很低。这些特征已经明显不同于晚侏罗世的干旱孢粉组合特征。陈丕基(1999)讨论了热河生物群的分布,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早期分布较少,位于承德以北,相当于大北沟组(130~135Ma,柳永清等,相当于义县组的下段);中期为热河生物群繁盛期,主要出现在义县组下部的尖山沟层,锆石U/Pb年龄为125.2±0.9 Ma(王松山等,2001)和125.2±2.2 Ma(陈文,2004),说明尖山沟层年龄为125 Ma±。分布范围包括蒙古、甘肃、内蒙古、北京附近、冀北、辽西、吉南、大兴安岭、俄罗斯东外贝加尔,此外,还零星出现在山东蒙阴、河南信阳、安徽舒城与霍山等地。晚期指的是辽西九佛堂组,热河生物群分布范围更广,向西扩展到新疆准噶尔,向东达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广岛,向南抵皖南和浙闽等地。
据李祥辉等(2008)根据对粘土矿物与古气候的关系研究指出,在冀北-辽西地区中生代中晚期古气候变化较大。中侏罗世属于亚热带暖湿气候,晚侏罗世变为干冷,但中晚期又开始转向半干旱-半湿润,早白垩世早中期气候温湿。说明这一地区可能只在晚侏罗世和晚白垩世部分时期受到东部高原的影响,或者说此期的东部高原古海拔较高(李祥辉等,2008)。上述认识与本书的见解不谋而合。按照我们的认识,辽西-冀北地区在中侏罗世抬升,至早白垩世垮塌,大约的时限在165~127 Ma期间。因此,在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繁盛时期(125 Ma左右),不应当处于高原条件,估计当时的地表高度可能不会超过1000 m。于是,义县组火山岩的性质即成了关键因素:如果它是埃达克岩,即与生物群发生矛盾;如果它不是埃达克岩,则与高原无关。对义县组火山岩研究的结果,大多数人不认可它是埃达克岩(如李伍平等,2002;Zang HF et al.,2003;张宏和张旗,2005),但王晓蕊等(2005)、黄华等(2007)、Yang and Li(2007)和孟凡雪等(2008)认为,它是埃达克岩,而我们认为义县组火山岩是赞岐岩而非埃达克岩(见本书第1章)。王晓蕊等(2005)、黄华等(2007)和Yang and Li(2007)的数据更加类似于赞岐岩,但是,孟凡雪等(2008)报道的辽西凌源地区义县组中酸性火山岩(124 Ma)是埃达克岩。本书作者指出,根据孟凡雪等(2008)的资料,凌源地区的确存在124 Ma的埃达克岩。于是,相应的该区应当存在加厚的地壳,存在高原,与本书的上述认识相矛盾,也与热河生物群的发育条件相矛盾。因为,124 Ma是凌源地区热河生物群最繁盛的大王杖子层(金刚山层)的时代,而热河生物群显然不可能出现在高寒地区。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义县组火山岩究竟是埃达克岩还是赞岐岩,关键还是要解决热河生物群生存环境问题。如果是埃达克岩,处于加厚地壳,热河生物群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是赞岐岩,其源于含水地幔的部分熔融,则与地壳是否加厚无关。因此,义县组火山岩的性质与热河生物群的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尤其孟凡雪等(2008)的资料发表以后。看来,现在还不是作结论的时候,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虽然该区研究程度在国内来说已经相当高了。
图8.10 张家口组分布图(据马丽芳等,2002)
8.1.7.4 张家口组火山岩的性质
张家口组火山岩最近积累了许多高质量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遗憾的是缺少高质量的地球化学资料。张家口组是早白垩世的,但各地(例如冀北和辽西)张家口组时代有很大差异,大多认为在130~136 Ma之间(张宏等,2005c及其所附的参考文献),杨进辉等(2006)最近报道了张家口-宣化地区一个很年轻的张家口组流纹岩的年龄为126 Ma。从图8.10看,在冀北-辽西-内蒙古南部地区张家口组分布很广,本书厘定的高原北界(约在138~132 Ma期间)大体位于张家口-围场-赤峰一线,恰恰从大致同时代的张家口组分布范围内通过。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界线两侧的张家口组的时代和地球化学性质一样(不论是否埃达克岩),高原界线从中穿过就是错误的。那么,是否有可能高原界线两侧的张家口组不是一回事呢?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因此,分布于京冀辽蒙之间的张家口组的时代和性质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它们的性质是怎样的?高原的界线应当怎样划?高原范围内外的张家口组的时代和性质如何?它们是同样性质的还是不同性质的?目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因此,研究不同地区张家口组火山岩的时代和性质,对于高原是否成立和高原北界走向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北京西山东岭台组火山岩与张家口组的关系也是令人关注的。东岭台组火山岩不整合在髫髻山组之上,其时代大体相当于张家口组,岩性上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区别,例如,张家口组火山岩酸性程度更高,而东岭台组有部分安粗岩(李伍平等,2000;李晓勇等,2004;袁洪林等,2005)。已经报道的东岭台组火山岩的地球化学资料Sr和Yb的变化大(袁洪林等,2005),似乎很难理出头绪,而分布于东岭台组周围的同时代侵入岩则大多具有埃达克岩的特征(如八达岭、王安镇、大河南),这个矛盾怎样解决我们也束手无策。
8.1.7.5 复杂的花岗岩体和岩基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如某些岩体(或火山岩剖面)报道了区区不到10个地球化学数据,可是,按照本书对花岗岩的分类来考察,几乎各种类型的花岗岩都有,极端的情况既有埃达克岩和喜马拉雅型的,也有浙闽型和南岭型花岗岩,有的还有(我们目前还搞不清楚其地球动力学意义的)广西型花岗岩。这里存在几种可能:(1)我们的分类有错误,经不起更多资料的检验;(2)分析数据质量不高;(3)样品的代表性有问题,即样品可能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侵入体。我们知道,一个岩基或大岩体往往由许多侵入体(从几个、十几、几十到上百个)组成,它们的成分不同,时代不同,所反映的源区压力和深度可能也不同。如果我们没有搞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采样时没有分清不同的侵入体,得出的数据自然会出现矛盾的情况。有的一篇文章公布十几或几十个地球化学数据,却只有1个或几个年龄数据,如果年龄数据与地球化学数据不能一一配套,就难免张冠李戴。因此,对于某些较大的岩体和岩基,我们应当格外小心。我们当然不必对每个侵入体都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变形和未变形的、淡色和深色的、含角闪石和不含角闪石的、含钾长石少和含钾长石多的、含副矿物少和含副矿物多的、含副矿物不同的、偏基性和偏酸性的、侵入体较大和较小的、位于岩基内部和边部的、上部和下部的、含矿和不含矿的、混合现象显著和不显著的、相变现象清楚和不清楚的以及不同侵入期次明确的、认为应当仔细研究的若干侵入体,开展系统的地质、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我们已经在若干地区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今后的研究如果能够将花岗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形成时代密切结合起来(至少地球化学应当与年代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将可得出更加丰富和深入的认识,对于提高花岗岩研究水平也是大有裨益的。
8.1.7.6 沉积盆地与高原
侏罗-白垩纪地层发育情况对于高原存在与否是致命的,我国侏罗纪发育的大多是陆相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如鄂尔多斯盆地、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四川、滇中盆地等,在中国东部高原范围内大多缺失侏罗-白垩纪地层,仅有的少许盆地规模和沉积厚度也很小,且火山活动频繁,形成一套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沉积岩的互层。而西部的侏罗系则全由沉积岩组成。有人以华北某些盆地发育巨厚的侏罗-白垩纪地层为由认为高原不成立。如果的确是这样,当然是个问题。但是,如果盆地形成在165~125 Ma时间段内,如果盆地堆积物主要由碎屑物组成,如果盆地厚度巨大,如果在高原内部的某地上述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则的确对高原的假说不利。例如燕辽地区,髫髻山组和张家口组厚度巨大,但主要由火山岩组成,只能说明岩浆活动的剧烈程度而与地壳的差异运动无关,不能否定高原的存在。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156~139 Ma,孙立新等,2007)的土城子组和后城组不同,主要由粗碎屑岩组成,具磨拉石沉积的特征,厚达1000~2000 m,可能与高原抬升引发的大量剥蚀作用有关。
8.1.7.7 高原界线的拾遗补缺
本书大体圈定了高原的边界(图8.3),但是,问题仍然很多。许多地方有资料可循,更多的地方无资料可循。许多有资料的地方,部分资料能够配套又很精确,界线的可信度就高一些,否则其可信度就较低或很低。对于无资料的地方,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拾遗补缺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
8.1.7.7.1 高原西界
山西境内的高原西界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图8.1和图8.3),我们只能模糊地知道高原的界线应当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以东和太行山以西,高原界线在100~200 km宽的范围内无法确认。左云地区有早白垩世的冰川泥石流沉积,说明高原可能离其不远;小秦岭地区出露的埃达克岩暗示晋西南也许处于高原范围内。据了解,在晋北和晋西南有一些小的中生代花岗岩出露(山西省地质矿产局,1989),对它们进行研究或许会对高原西界有所限制。
8.1.7.7.2 高原南界
高原南界包括从湖北—安徽—江苏—上海,在长达1000多km的范围内,高原的界线在许多地方存疑。最令人遗憾的是皖南地区,沿长江一线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但是,长江以南几乎没有多少资料可供参考。皖南花岗岩不少,有些很有名气,如黄山花岗岩和九华山花岗岩,但是,时代和性质不清。皖南以南的德兴为埃达克岩,但是,我们不知道德兴的埃达克岩怎样与大别和长江中下游的埃达克岩联系起来,因为,中间(皖南)缺少资料。
最近,湘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不少新的进展,发现了不少中生代早期(三叠纪-早侏罗世)的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和埃达克岩(见本书第7章),鄂东南早先研究程度较高,最近也有新的进展,然而横亘于鄂东南和湘东北之间的幕阜山地区却长年无人问津。幸好最近发表了一点新的资料,但由于资料不配套仍然无法利用。根据目前的资料,湘东北和赣东北在早-中侏罗世时可能地壳较厚(有埃达克岩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而长江中下游一带中-晚侏罗世的埃达克岩广泛发育,因此,幕阜山即成为关键地区,它与皖南的关系,与鄂东南和湘东北的关系对于判断高原南部的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江苏—上海地区由于大片沉积物覆盖,高原界线的走向不清楚。目前仅因上海张埝一地可能是埃达克岩而把高原界线放在了上海以南,其实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因此,对江苏和上海的研究也成为关键的一环。
8.1.7.7.3 高原东界
高原东界我们相信大部分已被海水淹没,目前只能在山东、辽东和朝鲜等地寻找线索。胶东做了许多比较深入的研究,对高原的演变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如晚于120 Ma的埃达克岩的发现改变了高原演化的历史),很可惜辽东和朝鲜的资料很少,因此,高原的东界基本上是模棱两可的。
8.1.7.8 其他方面的研究
以上我们主要从岩石学角度讨论了中国东部高原的方方面面,包括零星地层、古生物、沉积和构造学方面的资料,其实这些资料对于高原来说还不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如我们发现了埃达克岩,只能说明地壳加厚,是否存在高原,高原多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又如早白垩世冰筏和冰川沉积的发现,只能说明当时附近存在高山,并不能证明一定有高原。因此,许许多多的证据都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只有知道某地某时的海拔高度,并查明其延伸范围,才能知道中国东部高原存在还是不存在。此外,如果高原存在,必将引发一系列相关现象,如高原内部、边部和外部构造、岩石、沉积、地层方面的差异,高原与非高原(例如与东北、鄂尔多斯及华南的对比)之间在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方面的差异,东亚以至全球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和气圈的变化等等。例如,中国东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有无耐寒的动植物群?如果有,在哪里;如果无,高原存在否?在辽宁、吉林、山西已发现冰筏和冰川沉积(王东坡等,1996;程守田等,2002),高原范围内的冰川在哪里?高原的抬升必然带来强烈的剥蚀,巨量的剥蚀物堆积在哪里?山前磨拉石在哪里?古水流方向如何?高原南北生物群可能有差异(北部热河生物群,南部建德生物群),但也有相似之处,高原的崛起对气候的影响有多大?高原南北地层、沉积的差异有多大?原因是什么?等等。在这些领域,有的已见端倪,有的正在探索,如顾连兴等(2002)、徐宝亮等(2007)和李祥辉等(2008)的研究。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高原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因此,中国东部高原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青藏高原是新生代全球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对于新生代全球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青藏高原抬升的原因、碰撞的历史及其引发的效应,是当今地球科学最具前缘性的课题。中国东部高原的规模与青藏高原大体相当,中国东部高原也应当是中生代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中国东部高原是青藏高原的明天,青藏高原是中国东部高原的昨天。对于青藏高原,中外科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于中国东部高原,外国人知之甚少,中国知道的人不少,赞同的人不多,研究的人就更少了。我们希望中国东部高原问题能够逐步引起国人的注意,希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够将青藏高原和中国东部高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两个问题抓住了,抓好了,可能会带动一大批学科的发展,而且,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也许还会由此诞生出新的学科,引出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因此,聚焦青藏高原和中国东部高原的兴衰问题,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探索构造-环境-生物链的关系也是一个极好的尝试。因此,组织各个学科的联合攻关,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改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就是至关重要的。板块构造的思路不可能解决中国东部高原的问题,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开展创新性的研究,才能在新的领域创出新的成果(张旗,2008b)。
图8.11 湖南山地分布图
简单,身上有悉局许多可以去争执的,他或许让人喜爱,或许憎恶。到了某一个极点,自然就会就会争议大,,还睁拿让有敏答是因为人都有是非观,才会有这些争议。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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