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远征舰队在指挥官查理·义律的率领下封锁了广州海面，“鸦片战争”宣告爆发。不久之后，英军一路北上到达天津大沽口，逼迫道光帝遣使谈判，惩办林则徐。两年之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鸦片战争宣告结束。尽管战争暂时结束，但清朝也就此沦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工具。

尽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对列强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清朝军民却展现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可贵斗志。除了广为人知的“三元里抗英”之外，晚清时期著名文史学家姚莹在鸦片战争爆发时正镇守台湾，他率领台湾军民抵抗英军，取得了五战五胜。然而，战争结束后姚莹却惨遭主降派大臣迫害，受尽颠沛流离。

清乾隆五十年（1785），姚莹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姚鼐是“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在祖父的熏陶和培养之下，姚莹从小热爱读书学习，年纪轻轻就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在通晓儒家经典的同时，他也非常注重社会实际，其文章常常大胆针砭时弊，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

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三岁的姚莹考中进士，随后被两广总督张百龄召为了幕僚。当时，两广沿海地区常有海贼作乱，姚莹由此对海防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嘉庆二十一年（1816），姚莹被派到位于今福建漳州西南部的平和县担任知县，且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

第二年，姚莹又被改派到同属漳州的龙溪县担任县令，他在龙溪的表现同样出色，被时人誉为“闽吏第一”。由于能力突出，且擅长改善辖地内存在的不良风俗习惯，姚莹又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被派到了台湾，担任台湾府台湾县的知县，其辖地大约是如今台湾中部一带。工作两年之后，深受当地官吏、百姓尊敬的姚莹升任台湾通判。

可惜的是，姚莹还没在台湾通判的位子上坐多久，就受到牵连被革去了官职。他离开时，台湾百姓极为不舍，甚至纷纷前往府衙请求姚莹留下。卸下官职后，姚莹回到了学术界，专注于研究学问，后来还在北京与《海国图志》编撰者魏源、著名诗人龚自珍等进步人士一同交流学习，探讨经世致用之学，寻求国家富强之道。

道光十二年（1832），姚莹被重新起用，并先后在江苏武进县、元和县担任知县。后来，道光帝下诏求贤，而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共同推荐了姚莹，表示此人可堪大用。于是，朝廷先是封姚莹为高邮知州，又在其还没上任时就改封其为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

道光十六年（1836），姚莹入宫觐见，道光帝认为其确实才能出众，于是次年便委任其为台湾兵备官，负责处理台湾军务。到达熟悉的台湾后，姚莹与出身镶黄旗的台湾镇总兵达洪阿通力合作，整饬岛上军备。没过几年，鸦片战争爆发，对台湾垂涎已久的英军顺势登岛，但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奋力抵抗，先后五次击退来犯的英军，保卫了台湾不落入英国侵略者之手。

姚莹保卫台湾的英勇事迹令人敬佩，但《南京条约》签订时中方代表爱新觉罗·耆英、主和派大臣郭佳·穆彰阿二人却不满姚莹和英国人交战的行为，竟然将其逮捕入狱。尽管晚清社会已经相当腐朽，但百姓们也知道姚莹是抗击侵略者，不该因此获罪。迫于舆论压力，主和派最终释放了姚莹，但还是为了讨好英国人而将其派到了四川。

不仅如此，姚莹到达四川后，主和派又一纸文书将其调到了更加偏远的西藏。尽管跋涉数千里，历经无数艰辛，但姚莹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而是在途中坚持读书，还将沿途的风土人情、山川地形写进了足有十五卷的《康輶纪行》当中。

尽管《康輶纪行》是一部游记，但心系国家的姚莹在书中介绍了英、法两大列强的历史和英国人在西藏边境进行的活动，还提出了要对抗西方侵略者，就要了解他们的具体状况、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如今，许多人都为魏源的《海国图志》没能被当时的清政府重视而感到惋惜，其实《康輶纪行》对于开启中国思想启蒙同样有着重大意义，也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咸丰帝即位之后，此前迫害姚莹的耆英、穆彰阿一个被赐自尽，一个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与此同时，林则徐被重新起用，姚莹也得前往湖北、广西、湖南等地任职，继续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此前与姚莹合作抗英的达洪阿战死军中，姚莹也在随军征战的过程中染病，最终于咸丰三年（1853）病逝军中。作为抗英功臣、文史大家、进步思想家，他值得被更多人所知，也值得更多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