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竞成 章闻哲）

就文学而论，无论是追溯其根本的源头，还是从每个时代的精神主流发现其阐发点，都不仅仅是文学史之始与终所呈现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答案，而关乎人类从文字起源到文学构造的心理学动机，甚至是人类学自身的一种至为深刻而丰富的资料学与说明书。

人类为什么要创造文学，为什么需要文学？这些问题与提问人类自身的生理构造一样，根本上属于精神分析学上的问题，包含了人类精神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更简单明了地将这类问题递进到这样一种形式中：文学的精神引擎是什么？——在这个提问方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内在方向，类似偶像的吸引力，宗教信仰本身的向心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偶像或宗教的经验形式中呈现的方向性，抽象为“美”或者“光”本身的向心力，所谓“美”，或“光”，也即人类精神向心力的基本核心。文字之流泻，势必要流向什么地方——这是文学的意志，而意志本身最能阐发的是生命自身的习性。人类之根本运动方向即“向光”。这一主观习性，对于客观世界发起种种命名为“改造”的起义，因此，人类精神最本质的部分就包含了革命性。文学作为精神的阐发，如果不具有这种革命意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人类精神的写照，或人类精神的阐发，也即不能称为人类精神活动意义上的文学。

促使人类记录他的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彼此观照间的时空景象，进而记录抽象的义理世界，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因客观世界之直观的美丑触发的文学史，第二阶段则是由抽象思维与辩证运动触发的人为构造性的文学史，即结构主义可涵盖的文学史。要而述之，第一种是自然的，第二种是社会的。社会是精神目的性的进一步体现。就此而论，延安精神即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一种抽象概括与具体实践。而个体在延安精神的形式里，所阐发和陈述的，乃是一种包含着社会目的与建构设想的社会主义结构主义文学的根本发源。

如果不是这一结构的，那么就表现为别的：奴隶社会结构的，封建主义结构的，或者资本主义结构的等等。在此结构意义上，唐诗宋词中表现出对大自然或田园诗意的文学意境，是一种对封建结构框架的逃离。而像雨果、巴尔扎克等所描述的人间悲剧，则属于资本主义对封建结构主义权力框架的批评与革命。不同阶段的乡土文学，表现出城市文化统治意识下对于乡土次文化权力结构的卑屈与斗争，城市化的改造意识在一种落后野蛮的乡土模式里，酝酿着乡村对自身结构命题的起义。

在结构主义这个名称下，讨论文学之起源与某种时代精神的关系，看起来，极需逃离结构本身一言可蔽之的笼统性与简单的抽象，但这恰恰是我们再次进入《回延安》这个文学命题本身最可履新的地方。《回延安》作为贺敬之的经典作品，其经典性并不在于它表现出相对于其他文学文本的不同与卓越，而在于它体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化乃至帝国主义结构与术语下的一种社会意志与审美情怀。然而，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地表现社会主义文化结构意志的文本，为什么，《回延安》就是，或能够成为其时代经典呢？笔者认为，正如《回延安》喻示着延安精神的回归，这种回归，包含了时代所需求的一种精神本身在社会运动中遇到问题或矛盾时的反思与藻雪，是合乎时代的回归，而不是某种倒回过去的怀旧主义的回归。除此之外，它也包含了以下几种“回归”。

一、回归纯粹的民歌传统

许多与贺敬之同时期崛起的诗人，在全国民歌化浪潮中，他们的创作本身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歌化改造，但从民歌自身对于新诗的“激进”意义来讲，他们的创作多多少少都体现了对于“民歌化”的保守态度，即并未完全把一首诗当作民歌来写，或者并不从根本上把民歌当作诗歌来写。在西方诗歌与古体诗歌的影响下，许多诗人坚持基于一种传统诗歌的“诗正统”意义上去对“民歌化”这一时代需求做出调整，这样的诗歌，常常要么避讳过于旋律化，要么顾忌过于西方化，因此生产出一种不民歌也不自由的诗，属于两头不能讨好的一种。不仅广大民众不买帐，具有西方传统的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对其不屑一顾。（这里当然不排除能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诗者。）

《回延安》则不然，首先在语言特色上充分体现了陕北民歌的特色，如在“心口呀”“莫要”“紧紧儿”“几回回”等，都是清晰可辨的地方方言，其节奏与旋律与主题衔接自然，如果让地方的民乐歌唱家来唱，完全没有违和感，它就是一首地道的民歌，极其适合在黄土高坡上高歌。但同时，它在文字模式上却有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文化意志，包含了对革命文化传统的追仰与继承，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呈现与发展的信心，对革命根据地乡亲养育之恩的深情歌咏与追思，对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幸福生活图景的展示。这一结构意志，与民歌的直抒胸臆有别，姑妄言之，民歌是更散漫的，自由的，随意的，而《回延安》是带革命精神的，是通过这种“回归”来提醒人民不要忘记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

同时，还有着一种新闻通讯的精神，诗人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能够将新延安的成长与成就展现给全国亿万读者，以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与正义性。这又是一种使命感的显现。然而，这种政治觉悟并不伤害这首诗对于民歌本身的艺术魅力的承接与转化，它生动地展现着新延安人文景象，在街景与建筑中陈述着万象更新，朝气蓬勃而秩序井然的社会主义时空，延安在诗人笔下刚健豪迈，信心百倍，而又亲切质朴，同时又不失民歌本身的浪漫主义。在一种炽热的俗语与肢体语言的描述中，透露的是黄土高坡上民风本身的粗犷、朴素与狂放。

二、民族传统回归

民歌化诗歌文本的民歌纯粹化，也是民族本色得以体现的地方。《回延安》没有使用贺敬之常常用的“楼梯式”，没有朗诵式的咏叹调，而只有陕北民歌的风度与气韵。比兴、对仗、叠词，排比都是中国民歌中较常用的修辞手法，它们在《回延安》中可谓运用自然流畅，不仅恰当地展现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关系，而且精微地呈现了延安精神的开源性与革命的发展性之间，延安建设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民歌在发现地方政治人文景观与全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联性中有着其极为巧妙的工具化功能显现，不仅是民意之近，而且是民族文化自豪之近，更是民心、民风本身之映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审美的注脚。这种民族性的回归，在本民族内看着是“过俗”，或过于“熟视”而产生“无睹”，但在异族之间恰恰将是陌生化的体现，是审美距离的需求。它必然将是“诗意”的回归。

同时期诗人中，这种回归虽然普遍，但就修辞而论，多为语言自身的精微性或诗性服务，而没有将之运用到政治文化意绪本身的结构中去。而且多为一种“偏离民歌”“靠近诗”意义上的写作倾向。即上文所言之“并不将民歌真正融入、看待为诗意与诗歌的正统”。这种观念下，很难将一种民族本色体现淋漓，而始终带有一种消弥民族性的世界语言特色。但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蒙古族诗人萨仁图娅的观点，她认为民族性是诗人走向世界的基础。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认为，诗歌的民族性显现正是世界性的显现。《回延安》对于地方语言的本色运用，在看似最俗的地方，也许恰恰是但丁所说的“光辉的俗语”。因为至俗，才是对地方语言的最高致敬，并恰恰是本色、本土、本民、本族的文化标示范畴中之生命之最蓬勃的方式再现。

三、人民性的回归

人民性是贺敬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从民歌化本身的角度来讲，这里的“人民性”乃指民歌本身对于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模糊化，对于诗人对于个体语言自觉的模糊化，对于个体心灵幽闭境地中的独特需求的模糊化，而侧重于民俗、民风、民意、民语、民需的反映。这种“无我化”的民歌化精神也是公有化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反映。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民歌化呢？怎样才能通过民歌化本身体现诗歌的人民性？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下的问题。

在今日社会，民歌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过期的诗歌形式，而在另一种语境里，它又是渴望被运用到诗歌中去，呈现天然性、原初性的单纯与清澈之境的诗意本身之法途。所以，笔者认为，《回延安》对于民歌的高度还原，是一个诗人舍弃某种文化形式自恋，继承延安传统，尤其是鲁院革命文学传统的功能主义文学方法论的反映，它也是最高的人民性的反映。因为除非这种功能主义的文学观，不可能再有比之更显著的对于“人民性”本身的意义之自觉与注释。人民性必然是质朴的、原初的，是最原汁的“文学”本身。

它的大众属性，对于猎奇或猎艳的文学观来说，固然是不够刺激的，不过，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一样，人民性同样是世界性的通途，因为个体区别于大众的属性，往往源自他对于异族文化形式的吸收，因此，个性文化方式的构成中包含对自身民族性的模糊化，对异族的趋同——这方面，西方化实际上体现出一种普遍的“趋异”属性，而且是一大文化趋势。这种情况下，人民性的回归，反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孤勇。诚然，每个作家都希望获得大众的欢迎，因此都会希望自己是“人民的作家”——这个光荣的称号，在具体的实践中，固然也不乏其例，但是，我们依然要固执一问：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民性？也就是，你持何种文化以区别于异族？这是“人民性”的关键，也是重读《回延安》给笔者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

毫无疑问，结构主义文学包含着一种民族的结构，一种人民性的结构，一种民歌自身的语言结构方式。笔者不是一个民歌化的写诗者，但我认为，民歌化作为一种远去的历史运动，依然存在一种到当代现身说法的权利，因为，它考虑的是文学之根源，之动机。每种文学都有动机，社会主义文学也应当有动机，而且向来不避讳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