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

据媒体近日报道，华为全球5G商业合同达到40份，紧随其后的诺基亚，拿到了30份全球5G商业订单。

当我们对诺基亚的印象还停留在手机设备生产商的时候，它不知不觉已成为仅次于华为的全球第二大5G通信设备提供商。

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功能机时代绝对王者的诺基亚，能否在5G时代重新创造辉煌？

屡次实现绝处逢生

2019年，诺基亚已是位154岁的老人了。在漫长的企业发展历程中，诺基亚的产业涉及造纸、化工、橡胶、制药、天然气、石油、手机等众多行业，并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尤其在手机业务方面，诺基亚从1996年开始，连续15年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鼎盛时期，全球每10个手机用户中就有4个在使用诺基亚手机。

然而，保守和封闭的思想让诺基亚多次在绝境边缘徘徊。具体到手机业务，由于长期坚守封闭的塞班操作系统，忽视了智能手机崛起的商机，诺基亚的好时光终结于2012年。这一年，诺基亚在全球手机市场上的份额被三星反超，随后诺基亚手机业务便一蹶不振，以至于到2013年被微软收购。

回顾诺基亚的发展历程，适时进行战略转型与聚焦新领域，是诺基亚屡次实现绝处逢生的关键能力。手机业务被微软收购之后，诺基亚重新调整企业战略重心，聚焦到新领域——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并随之在这一领域发力。

其实，诺基亚很早就注意到了通信设备市场的巨大潜力。2010年，诺基亚旗下合资公司——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宣布全资收购美国摩托罗拉通信公司及其全球业务；2014年，诺基亚收回了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中西门子所持的50%股份；2016年，诺基亚收购了大型电信设备厂商阿尔卡特—朗讯的全部股权。至此，诺基亚完成了从手机制造巨头向通信设备巨头的身份转变。

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的连番布局，让诺基亚走出了手机业务失败的阴霾，并在5G通信设备领域积累了挑战竞争对手的实力。

早已着手布局5G战场

2018年7月，诺基亚斩获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5G订单——为美国第三大电信公司T-Mobile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5G设备。该消息传出后，让同为通信设备制造商的华为和爱立信都感到了压力。

其实，诺基亚在5G领域布局较早，只是到最近才开始显露实力。早在2012年它就在5G相关领域进行布局。2012年11月，诺基亚参与到了欧盟注资2700万欧元的5G科研项目METIS，是最早进行5G技术探索的公司之一。

对于通信企业而言，专利强则企业强。专利是发展5G技术的核心，而诺基亚在5G专利技术方面的布局也相对较早。近5年来，诺基亚全球5G专利申请量激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8日，华为的5G必要专利数是1970件，排名第一，诺基亚紧随其后，数量高达1471件。

同时，诺基亚在手机行业深耕十多年，积累了约3万项通信相关的技术专利，其中包括在通信领域发展必不可少的2G、3G以及4G专利，这些专利为诺基亚进军5G通信设备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与支撑。

目前，强势崛起的诺基亚已与16家运营商在全球3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G部署商业合同，并且与我国三大运营商签署了高达20亿欧元的合作交易合同。

再摘桂冠并不容易

从诺基亚目前取得的成绩来看，诺基亚在5G领域的实力不容小觑。但诺基亚能否在5G时代，实现王者归来？从现有情况来看，笔者认为难度比较大。

华为是诺基亚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目前，华为是全球最大的5G设备供应商，截至今年4月中旬，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的5G基站出货量超过7万个，在全球5G市场的份额已超过3成。

当然，对于通信企业来说，一时的市场份额并不是最可靠的保证，技术才是通信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目前，华为是全球唯一拥有端到端，以及5G完整解决方案的通信设备商，可以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一条龙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如果选择其他通信企业来建设5G网络，那么运营商将需要找两家以上的设备商来解决5G网络建设问题，会直接导致建设成本提高15%到40%，同时建设速度也会降低。

另外，5G研发需要高投入，华为不断通过高研发投入来巩固其行业龙头的地位。2018年，华为研发投入金额高达1015亿元，而诺基亚只有36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曾多次公开表态，不追求当前利润最大化，会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可见，诺基亚在5G研发上难以望其项背。

市场是检验产品质量的唯一标准。从当前的市场反馈来看，诺基亚的5G设备性能不太理想。据韩国媒体透露，诺基亚推迟了3个月才向韩国电信运营商交付5G设备，并且韩国公司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诺基亚的设备性能不如华为和爱立信等通信设备企业产品的性能。同时，诺基亚的5G设备还被指在数据处理能力、射频干扰、4G/5G双连接等技术上存在不足。

然而，全球5G生态系统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华为，对这个屡次绝处逢生的竞争对手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此，王者的桂冠最终花落谁家仍有待观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