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文/袁杰伟

开始感觉到路的概念，是在上小学之后。

从我家到我上小学的石章学校，村里人都说是三里路。不过我对这个距离的准确性总是表示怀疑。步行的这三华里，需要一个多小时，转七八个坳，每个坳都有几百米。每转过一个坳，都看不到来时的路。这么远的距离，怎么只有三华里？也许原来的人吃得亏，腿劲好，把距离看短了吧。

我从八岁上学开始，每天都要走这条土路，一路上前前后后总有百十来人，都是上学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滚作一团，弹弹跳跳，这都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情景可惜不能再现，如果当时有摄像机，能够把这些场面拍下来，一定是有趣的。

放学之后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我不数坳，而是看村子里的一个高大的老枫树，只要看到那棵春天枝繁叶茂、冬天叶落枝黄的老枫树，我就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就是快到家了，有饭吃了。

那时在学校没有中饭吃，回家才能吃，所以我们得中饭晚饭一起吃。学校放学通常是下午四点，我们早就饿得肚子呱呱叫。但老师在学校统一放学后，还要留一些时间讲放学的注意事项，往往要十多分钟。如果班主任老师那天心情不好，或者是有同学调皮引老师发怒，那往往延长了半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直到班主任把气发完。这样一来，如果是冬天，回到家往往天都“眼盲”（天黑）了。

年岁稍大之后，我把路的概念延伸到了距家七八里远的沙子凼，新化把地势低洼而没有水的坑叫凼。这里是从我家到县城的一个转折点。到了这里之后，通往县城就有一条比较宽的马路。

但我对这个地名有印象却不是这样的原因，而是有一次听到父亲讲卖麦秸的事。父亲有一次挑着一担麦秸到县城去卖，那时刚打完麦子，天气很热，何况要挑一担百把斤重的麦秸。当时我已读高中，在学校享受着国宝熊猫一样的待遇。因为成绩好，学校安排我们几个有上大学希望的同学到老师食堂与老师同吃。每天早上喝一杯新鲜豆浆，饭菜荤腥较多，常有米粉肉吃。我被养得白白胖胖的。我根本没有想到父亲是如此的苦，卖一担麦秸几块钱地供着我。但父亲那次讲是带着一种感慨的，说他到了温水（我家到沙子凼之间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碰到一个熟人，那个熟人坚持要给我父亲挑一程，就一挑挑到了沙子凼。听完这件事，我对沙子凼的印象就很深了。那时候帮别人的忙，不是给红包买东西，帮人家减轻一点体力活就是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值得回来跟家人细细回味、感叹并永远地记住。

高中应届毕业之后，我并没有考上大学。我去送过一次公粮。那时候农民种田是要给国家送公粮的。收公粮的地点在黄泥坳，比沙子凼更远，接近县城了。当我和村里的几个劳动力把一担公粮挑到黄泥坳时，我已累得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纱。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当我把公粮担子挑进仓库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阿弥陀佛”（新化的土话：可怜、造孽的意思）的农民，汗爬水流地把谷子往谷堆上倒。我是辛苦的，但他们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辛苦，简直是可怜极了。我产生的另一个想法是，我今后决不能当一个这样的人！于是我开始了漫漫求学路，寻找接收我复读的高中。

连续复读三年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来到了县城购买上大学用的皮箱等用品，我忽然对县城的路有了感觉，平时低头走在街上的我，现在可以抬起头来走路了。那时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我觉得我的今后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而且是大学毕业生，就是在城里人之间，我也是比较优秀的了。这样一想，我信心十足，神采飞扬，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乡巴佬了。

但我考的大学离新化县城并不远，就在娄底。这让我一点儿也不能自豪。在我看来，至少要到长沙这样的城市读书才能算是真正读大学，才能在心里有自豪感。一个娄底，名称不响亮，又是新建的小城。我内心感到有些沮丧。是我家大哥送我到娄底来读书的，那时我也穿得衣冠楚楚，在火车上遇到乘务员查票，那个乘务员看了我一眼，就没问我要票看了。大哥说：你们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有身份的，票都不查。好像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是“城里人”的感觉，其实内心里，我一直非常“乡下”。那次从新化到娄底坐的是慢车，一路停了十七个站，车费是九角钱。

娄底师专毕业之后，我在新化的几所中学辗转，并不安心于在乡下教书的我，工作七年之后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专升本，脱产全日制学习。那年天冷得早，九月中旬已穿上外套，在长沙火车站下车之后，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哆嗦。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沙，是我家二哥送我到长沙的。他比我还激动、还高兴，他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想要我有大出息。所以一点也感觉不到冷，热情地给我张罗着。其实也没什么好张罗的，一出车站不远就有迎新的师兄师姐。第二次进大学，我更懂得珍惜，两年里我在大学里混得风生水起，名声在外，校园广播电台里，校报上，经常有我的文章刊播。我还兼任校广播站站长、校报首席记者、编辑。一个学员拥有的名誉，已经无以复加。毕业时，连校办主任都以兄弟般的口吻感慨地对我说：“你这两年在这个平台上，是混得最为成功的。”

路，并不平坦。

第二次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留职停薪，在长沙一所高校任学生科长。虽然是打工科长，但事还是那些事。我也特别珍惜，非常卖力。一年之后，那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到广州出差，已在广州谋职的我应邀特意赶过去与他们相聚。团委书记感慨地说：“老袁你在学校留下好名声了，现在学校很多老师都说袁科长在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相信这是句实话。身后名比当时的名更真实，更重要。

从在广州漂泊开始，我对路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从广州到新化不是路程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为了省时，我通常选择晚上坐卧铺。那时候我到新化的次数远没有到醴陵的次数多。因为谈恋爱，我几乎每周都要跑一次醴陵，孩子出生之后，有时一周两次。妻说我赚的钱都用来修铁路了。

孩子出生后不久回新化原单位上班。这时，这里已是新的世纪。但我依然不时到外面去，要么卧铺，要么高铁，要么飞机。路，真是路路相通，从这里到任何地方，都非常方便。有时我上午去长沙，妻要反问一句：“回来吃中饭吗？”是啊，如果办事快，清早出发，中午可以赶回来吃午饭。有时去广州，出发的时候发个信息，中午就在广州与朋友共进午餐。

路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在曾打工多年的广州置了一个小窝。小区内，有几所知名大学办的广州研究院，这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项目，环境一流。这样，上午还在江南水乡新化的我，下午便到了南国风情的羊城。

路变了，其实是时代变了。

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袁杰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娄底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有《随园流韵——袁枚传》《毛板船》《袁杰伟自选集》三卷。曾获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三等奖，娄底市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一等奖，娄底市优秀社科成果奖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