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不老,四十多岁,是我的老同学。
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同班,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徐的父亲有泥瓦匠手艺,加之头脑灵活,人也肯“扳”(黄陂方言,拼搏、创造之意),光景过得不错,家里盖了二层小洋楼,算是村里的冒尖户。
由于同乡,且性情相投,在学校我们关系很好。学习时一起,每两周放假一次,就相伴回家,我们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野外风景迷人,一路畅谈,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
短暂的高中结束了,老徐毕业回乡,没有继承他父亲的泥瓦匠手艺,而是到镇上一家工厂打工。那时我们这个小镇工厂不多,而他进的那个厂名气很大,据说其老板起初在云南、泰国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工厂,事业越做越大,成了本市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曾多次赞助本市体育赛事,可谓政商名人。因此,能进这家工厂打工颇令人羡慕,当然没有关系也是不容易进的。
工厂实行三班倒,工作不算特别辛苦,工资在那时不算低,一般人也没有多少挣钱的门路,且工作还较体面。几年后老徐结婚生子,并在家里资助下在镇上买了一套小单元房,小日子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
老徐在那家工厂一干就是十几年,我想,依照他的性格,若不是发生以后的变化,或许他会在那里干一辈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与我的交流中,老徐对工厂的抱怨渐渐多起来,主要是工作多年,工资不见涨,而且社会上打工的门路越来越多,当初工厂的鼎鼎大名也日渐失去往昔光彩。
他开始流露出辞工不干、另找门路的念头。但说归说,工作他仍继续干着,直到后来发生了工厂不愿为工人买社保的事,彻底断了老徐的念想。用他的话说,一方面是待遇太低,赚不到钱;另一方面老板太黑,看不到希望,不如出来闯一闯。
从干了十几年的工厂出来,我不知道他内心深处是否有些许留恋,但很快他就投入到新的打工生活。这是附近一个镇的工厂,工资比原来高了不少,但工作强度也大了不少,流水线上更加紧张,工作环境更加恶劣,三班倒依然照旧。由于离家远了,无论寒冬还是盛夏、黎明还是深夜,他每天都要骑电动车上下班。虽然辛苦,但为着钱看。
这样一干又是好几年。没想到,去年春上的一场车祸,让他丢了这份工作。那天下班时,他骑电动车往家赶,在公路拐弯处与一辆面包车相撞。老徐受伤不轻,撞断几根骨头,送到医院做了手术,又回家休养几个月。
巧的是撞他的车没有买保险,自然没有保险公司赔付,而肇事司机付了几万元的住院医药费后,就称没钱了,不愿赔偿(后来得知司机家里住的还是平房,室内陈设也很简陋,也确实像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样子)。老徐家里多次沟通无效,对方不理不问,只好请律师打官司。
经过一番周折,法院判了赔偿,可什么时候执行,如何执行,就没有下文了。也难怪,这么区区几万元的一个民事案子,有谁会把它放在眼里,真正重视起来呢?我劝老徐想开点,可他心里似乎憋了气,说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对方坐牢付出代价。
确实,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明知不公道不合理,就是找不到解决之法,一些人只好求助于法律主持公正,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是咽下这口不平气还是较真到底,很难说哪种选择更为明智。
老徐遭遇车祸,连手术住院到在家休养,一晃快半年了,官司仍然没有起色,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本想回厂上班,可厂里借口活不多不需人婉拒,其实老徐心里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他通过劳动仲裁让厂里赔偿了一笔工伤费,因此把老板得罪了。
在家里呆得久了,自然不是个办法,他就每天看网上的招聘信息,一家一家赶去应聘。后来找到一家工厂,离本地车程两三个小时,每两周休息一天。由于是国企,管理不算很严,干活相对轻松,但工资水平偏低,还要扣社保。老徐的本意是宁可工资再提一点,交不交社保无所谓。
可人家回答说他们是正规单位,按规定社保必须交,工资则一分钱也加不了。那就只好交社保了。由于工资太低,那个工厂大多是国企退休返聘的老工人,他们本来还有一份退休费,即使工资低点也能接受。而其他打工者则流动性很大,几乎没有能干久的,因为拿到手的工资只够自己吃喝,没法养家糊口。
勉强做到年底,老徐也辞了工,当然交社保的钱也取不出来,将来或许为政府做了贡献。老徐辞工后,一方面到医院做手术取下体内固定骨骼的钢板,一方面关注更好的工作机会。好几次看到合适的招工信息,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一听老徐四十多岁,就说年纪大了,他们只招年轻的。
老徐觉着不痛快,心想,我才四十多就嫌老,那些王八蛋也够挑剔的。七找八找,不久前总算找到一家工厂,人家也一口答应聘用。这个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一个小镇附近,他去找了两次才找到。工作终于有着落,老徐悬着的心也暂时可以稍安了。
他和我谈工厂的事,说那里的伙食每餐才三块五,想来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也不要紧,如果实在营养吃不消,可以每个星期到镇上搞一罐子汤喝,打打牙祭。他设想今后在那里的打工生活,如果家里没事,就一心一意住在那里干活,尽力多挣点钱。
不过老徐也做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打算,他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卷铺盖回来再找门路,相信有一双手还找不到饭吃?老徐无可奈何地自嘲——别人都是越打工离家越近,我是恰恰相反,越打工离家越远。对于四十多岁、并不算老的老徐来说,打工生涯的路也许还很长。
老徐的儿子去年考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一千,加上学杂费,估计四年下来要花十二万,不拼命挣钱还真是不行。老徐说,儿子所在学校搞勤工俭学,叫儿子参加,可儿子只干了几天,就称受不了剥削,不干了。他哪里知道,他的老子想要人剥削,别人还不肯剥削。
我们同时苦笑,跟现在的年轻人还真的有代沟,也许我们真的老了。老徐曾说,他希望尽最大能力,将来为儿子在镇上买一套商品房,算是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而他自己的唯一的愿望,则是将来走得动的时候,到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走一遭,看一看不同的山川风情。这也许不算是一个奢侈的梦。
老徐那当年精神矍铄的父亲如今也是老病缠身,和老伴两人留守在原来的村子里。村里早已没有人种田,都栽了树,盼着有朝一日征地拆迁卖钱。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征地拆迁或许真的是一次改变眼前穷困现状的机会,又哪里容许人们有更长远的考虑?
老徐说,父亲一辈子的心愿是到北京看毛主席,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实现,前几年还听父亲唠叨,最近几年身体不好了,也没听他再提起。
我只能安慰老徐,人不能一辈子只为儿孙活,也要为自己活一把,尽管我自己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愿老徐——我的老同学——的唯一心愿能够实现。
本文作者滠水农夫授权新集旧事发布
关于作者 滠水农夫,黄陂人,70后,出身滠水边农家,在武汉工作,热爱家乡、热爱黄陂,喜好黄陂人文掌故,愿结交家乡志趣贤达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