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受到市场密切。28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在“《财经》2022：策略与展望”上表示，清洁能源具备规模经济特征，中国将在绿色转型中面临更大机遇，但需要更多公共政策支持。

彭文生称，实现碳中和，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但从过去的成本-收益分析到现在的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

从成本-收益角度，为纠正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需要确定一个碳排放价格，但因为这种外部性的超时空性，成本的确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当代人与后代人间存在很大争议，这也造成了过去很长时间内碳定价的效果有限。对此彭文生表示，这一问题在过去两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明确碳减排目标之后，问题的核心转移到了“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目标”。

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分析，当前有必要将“碳价格”这个单一概念扩展至绿色溢价（清洁能源成本-化石能源成本）分析框架之下。正是因为清洁能源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才导致经济主体缺乏足够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如何将绿色溢价从正的降为负的，让清洁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成本？彭文生提到了三条路径：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成本、社会治理。其中，社会治理包括社会基础设施设计、绿色标准的制定等。“三个方面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技术进步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经济激励机制。”彭文生表示。

根据中金公司的测算，中国的绿色溢价在过去五六年已经出现明显下降，但最近几年下降趋缓，需要一些变革性措施才能突破瓶颈，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技术进步。对此彭文生称，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差异要引起重视，后者属于自然禀赋很难改变，但清洁能源的制造业属性决定了其技术与一国的制造业能力有关，其规模经济特征将使中国在绿色转型中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未来受益可能会更多、更明显。

“但要实现规模经济是有挑战的，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导致个体投入积极性不高，因此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彭文生强调，政策干预不仅体现在研发等资金投入支持上，也体现在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等更广泛的支持上。他以我国今年7月启动的碳交易市场举例称，碳交易的价格本质上取决于碳排放下降的速度，这种主要受到政策约束的价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价格，最终仍然会回到成本承受能力的超时空性问题上。“所以关键还是政府如何动员市场资源，建立激励机制，刺激科技创新。”彭文生强调。

这也意味着，未来碳中和的推进将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对于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是滞胀问题，还是发展新机遇的问题，彭文生认为：“这两个可能性都有，短期内有可能滞胀或者成本的问题更突出。长远来讲，随着技术进步，我们更多的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