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赵全胜。图/受访者供图

1972年2月28日，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开始从对抗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50年来，中美两国虽有摩擦，但总体上还是以合作为主基调，尤其是两国经贸往来，至今仍然呈现出更加紧密的态势。而在2017年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转向、降温；拜登上台后，其政府提出了“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但很大程度上强调竞争多于合作。

王毅国务委员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当从“上海公报”中汲取更多智慧，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努力找到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努力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美两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值此之际，我们该如何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重温这段历史，从中该吸取什么经验？近日，新京智库就此采访了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赵全胜。

作为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召集人，赵全胜每年除了召集举办学术会议外，还在北京主持海外学者与中国政府部门的政策讨论和对话。赵全胜同时也是联合国的咨询专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关于中国的高速铁路的发展作证。

中美或将长期“斗而不破”

新京智库：你觉得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上海公报”产生的主要历史意义是什么，尤其是对今天的中美关系而言，有何启示？

赵全胜：这是一次破冰之旅，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按当时周恩来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一次“跨洋握手”。

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也有其重要意义，比如借此得以结束越南战争；同时，在美苏冷战中，由于争取到了中国，实际上使得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所以，这对当时处于内外交困中的美国作用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主席197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 摄

对中国来说，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对外关系，从一开始的“三个世界”“反对霸权”，到后来与苏联关系僵化成为主要矛盾，所以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有利于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

这也为后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一系列与“西方阵营”的和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8年12月，中美正式签署“中美建交公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也在当月获得通过。

所以，尼克松访华对中美两国，甚至全世界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新京智库：无论是尼克松访华时的美国，还是今天的美国，都有一些人“害怕”中国。你怎样看待这种“害怕”？两个时代的“害怕”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

赵全胜：这个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很大程度上的不一样。当年中美双方还处于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有各种斗争。在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国军队交过手，美军第一次吃了败仗；在越南战场上，虽然是美越交手，但实际上中国却是起了大后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双方长期隔断，双方互不了解，也是产生“害怕”的原因。所以，这些原因都使得美国国内存在一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感到“害怕”的心理。

现在美国国内存在对中国的“害怕”，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崛起。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美国构成了新的挑战。二战以后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是，阻止任何国家超过自己，要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据世界领导权。从当年跟苏联的较量，到后来跟日本的较量，现在与中国的较量，都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经济不在一个档次，中国的武器装备与美国相差很大，但是在朝鲜战场却打了平手，也可以说美国吃了败战，而今天中国不断发展强大，已远非吴下阿蒙，这都是使美国产生“害怕”的原因。

美国国务院有官员还表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美国一些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焦虑，甚至于“惧怕”，而引起了信心不足，从而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新京智库：你认为这种心态对中美两国关系或前景会产生什么影响？

赵全胜：中国是美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对手，这实际上是美国精英层达成的一个共识，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美国朝野都达成了这个共识。因此，在这种心态主导下，中美之间或将长期处于竞争、对峙的状态。然而，尽管可能长期竞争、对峙，但又会是斗而不破的状态，双方还将继续保持交往。

“上海公报”诞生地——上海锦江小礼堂原貌照片（翻拍图）。图/新华社

新京智库：当下美国出现了一种否定尼克松访华历史价值的声音，你对此怎么看？这将给中美关系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赵全胜：尼克松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谈不上什么否认他。关于尼克松最出名的有两件事，“水门事件”和“尼克松访华”。“水门事件”是导致他辞任美国总统的重要导火索。因此，在美国，对尼克松一直是持批判的态度，褒贬都有。对于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其实并没有太多人要否定他做这件事的价值。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导航牌”是美国打的“王牌”

新京智库：“上海公报”首次明确了“一个中国”原则。后来，美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采用“战略模糊”，但自2020年底以来，开始有人主张要转向“战略清晰”，你对此如何看？又是如何看“上海公报”等三份联合公报在处理中国导航问题上的作用？

赵全胜：中国导航问题是当年中美双方谈判的最主要障碍，“上海公报”是双方做了妥协的一个成果。后来，邓小平直接提出“6个字”：“断交、废约、撤军”，即中美建交的前提是，美国与中国导航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从导航撤出驻军，这样中美才正式建交。这一直到现在都是持续有效的，所以，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处理中坚持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

为什么有“八一七公报”？因为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导航关系法》，确定美国与导航的关系是非官方的商务性关系，但也提出要保证导航有足够的防御能力，这打开了美国向中国导航出售武器的大门。中国政府不同意，要求美国限制并最终停止出售武器给中国导航。这就是“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后来，特朗普执政时期——其实他还没有就任总统就给蔡英文打电话，美国政府又继续打“导航牌”。美国政府意识到，既然中国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要对付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代价低而效果明显的就是打“导航牌”，因为美国用不着做什么，比如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就能迫使中国跟他们交涉。或者对导航出售武器、派几个国会议员去中国导航访问。

所以说，“导航牌”是美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打“导航牌”还有美国政府的军事战略诉求。在美国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里，中国导航与日本、澳大利亚成为其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

新京智库：与尼克松访华前相比，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彼时有何不同？你认为当前的中美是否可能再次出现类似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

赵全胜：当年尼克松访华具备三个条件。中美双边领导人的胆识、决断力和战略眼光，精湛的外交艺术，以及中美双方民间尤其是精英层的互相了解。当时中国有一批对美国很了解的专家；美国方面也是，为了到中国访问，尼克松还学习用筷子；基辛格是哈佛大学教授，虽然他是冷战研究专家，但对中国方面也有很大的研究投入。所以，双方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人为因素，当时还有一些客观条件，比如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之间的矛盾在当时也促使中美走到一起。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中俄关系不同于以往，但这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把两个国家都推到了“角落里”，所以中俄要“抱团取暖”。

因此，从目前来看，中美之间没有再次出现类似尼克松访华的条件。当然，今年有很大的不同是，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而且双方的接触也很频繁。

增强经贸的“压舱石”作用

新京智库：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中美贸易额实现同比增长28.7%，达到7556.45亿美元，是特朗普上任前一年（2016）的1.3倍。2021年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总额1795.31亿美元，同比2020年增长32.7%，是2016年的1.5倍。这说明什么？是否意味着即使美国有意脱钩，但中美经贸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或起着缓冲作用？

赵全胜：中美贸易确实是发挥了很重要的、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实际上，特朗普打贸易战，打关税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贸易量非常大。这说明中美双边的互补性而贸易和科技是不可分的，美国为了防止中国赶超，做了一些脱钩的动作，比如搞麦卡锡主义（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倡导发起的恶意诽谤、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人士的行动），美国司法部制定“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美国司法部2022年2月23日宣布停止执行）迫害华人（裔）专家等。

中美贸易确实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图/unsplash

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可以说是“合则两利，斗则双输”。所以，经贸是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中美关系的严峻性恐怕远远超过贸易方面的压舱石所能起到的缓和效用。以前，一些大公司游说一下，就能把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部分调整过来。现在由于美国国内的氛围很恶劣，而且带有一定的长期性，要想改变现状，还需要中美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比如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提出过“再挂钩”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要抓住机会改变双边关系。

贸易其实是最容易做出妥协的领域。做生意就是要双方获利，不像“导航问题”很难有妥协，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贸易领域，关税降一点，采购商品多一点，相对都不难做到。

新京智库：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协同的格局下，你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对全球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赵全胜：产业链实际上是与全球化连在一起的，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确实起到了让全球化倒退的作用。美国政府正在试图让某些关键性的全球产业链（例如电子芯片）搬回美国去。比如，让三星电子、台积电在美国建厂，这些都是美国政府试图改变现有全球产业链的做法。应该说这样的做法将给全球化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但这种脱钩行为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实施，因为中国有着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高效的治理体制。比如，从全世界范围看，应对气候变化、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和北京冬奥会的举办，都表现出中国政府的强大治理能力。

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要转移的产业也转移得并不顺利。比如一些原本计划从中国转到越南、印度去的公司，结果由于当地的疫情反倒增加了转移的困难，有的不得不中止甚至转回到中国。

新京智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美都有公司，反倒让中美关系得到缓和，而不至于走向分崩离析？

赵全胜：完全有可能，其实这就是日本当年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美日开始打贸易战。日本人就让丰田、本田等日本公司到美国去建工厂，变成美国的工厂了。那丰田、本田就不仅是日本企业了，在美国设厂后交税要交给美国，雇的工人是美国人。那美国政府要跟日本打经贸战，就得想想后果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方面也大有可为，这样的机会要抓紧，以免中美经贸战继续扩大化。

中美合作的三个“特征”

新京智库：今年1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好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勇于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你认为中美双方可以在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方面开展哪些合作？

赵全胜：我觉得这个讲话很重要，因为涉及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这呼应了2021年11月16日，中美两国国家元首进行视频会晤时所肯定的，双方一定加强沟通和合作。

2022年2月23日的“上海公报”诞生地——锦江小礼堂。新华社记者 吴宇 摄

中美的合作具备全球性、互惠性和竞合性三个特征。全球性，是指有很多全球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反恐和气候变化等，都需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联手解决。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两人谈判谈得很好，去年11月双方联合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互惠性，是指中美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比如美国的高科技和农产品，中国高度成熟的产业链和世界工厂的美誉都使得中美有很大的互补、互惠性。

竞合性，是指中美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个在很多领域里都是这样，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中美双方是有一些竞争，但在全球高科技领域里实际上都是“兄弟爬山，各自争先”，因为最后爬到“山顶”，双方还是要进行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而且，中美间有过很多这样的合作经验，比如航天、外太空事业，以前都有合作。

文 | 新京智库访谈员 肖隆平

编辑 | 郑伟彬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