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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精萃|西班牙报纸文章:军队—美国的特权阶层

　　方蕤:我和王蒙是如何相遇、相恋、相随的 2004年3月23日 07:09

　　“我们并不希望长生不老，我们只希望能正直无愧地、勤劳而又快乐地度过人生不可避免的每一个过程”

　　如今我和王蒙已迈入古稀之年。我们这一对老夫老妻不论走到哪里，总会引起很多人的注目。

　　遇到一些不太熟悉我们的人，出于对我们的好感，就会作出巧妙婉转的探询：“王蒙去了新疆，你也一起去了吗？”从我的答复中，获得一点信息，进一步问，就可判断出我们是半路再婚还是结发夫妻。

　　我们的朋友们，慢慢得知了一切以后，都以诚挚的心，羡慕的目光感叹我和王蒙走过的漫长的人生路，真不容易呀。一些年轻人可能发出疑惑，你们活得累不累啊？你们能体会到什么叫即时行乐吗？

　　自然，每个人来到世上，上苍就给他走这一趟的机会。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乐趣和遭遇，各有各的人生价值。是的，我们并不希望长生不老，我们只希望能正直无愧地、勤劳而又快乐地度过人生不可避免的每一个过程。该盛开的时候尽情盛开，该灿烂的时候光辉灿烂，该勇退的时候说退就退，该沉寂的时候悄没声息。这才叫潇洒，这才叫大气，这才叫人的一辈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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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王蒙和崔方蕤

　　相遇

　　当我回首我们是怎样走过这条路时，不禁连我自己都惊叹不已。

　　路是漫长的，路是坎坷不平的，路是曲折的，路又是人走过来的。

　　1950年的春季，我和几个同学去北海公园春游，与才认识不久的女三中的学生王洒不期而遇(当时我在女二中读书)。我看到她旁边站着一个男孩，王洒立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弟弟王蒙。”“啊，这是你的弟弟？真有意思。”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蒙。谁能料到，这个弟弟就跟我一起过了一辈子。不仅今生今世和我在一起，来生来世我们还要在一起。我常常奇想，虽然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王蒙并不喜欢这句名言)。我还当真想了许多方法，怎样才可以做到同年同月同日死？想着想着想到了孩子们，我就想不下去了。

　　相恋

　　他和我的恋情是在1952年夏季开始的，他是一个快活热情的大孩子，多次纯真的表白打动了我。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不用标尺度量身高；不问家庭背景和自己的年龄；不考究对方的文化程度和含金量……总之没有任何想要衡量的。也许这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愚蠢，无知，但我们确实就这样地陷入了初恋。我和王蒙相识不久，他送给我一枚苏联少先队徽章，我认为很宝贝，一直收藏着，跟了我们五十多年，细想是不是很幼稚？他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少年日记》，薄薄的，给我的感觉是他舍不得借给我有分量的书，他的书案上放着许多大厚本的苏联小说。我送给他的是一块小手帕，更是微薄，那是女生所喜爱的信物。

　　这期间也是有曲曲弯弯的感情历程，主要由于我自己情绪的多变，1955年秋至1956年3月这几个月中断了联系。可以想象这对他的伤害是多么大，痛苦有多深。最终，是天使，是爱神，是王蒙的一篇小说，促使我们旧梦重温，又走在一起。这种失而复得是一种新的体验，使我们倍感亲切，使我们格外珍惜。

　　回想起来，这个过错是我的，我时常感到内疚，内心很惭愧。有人常常称赞我，说我是自始至终和王蒙风风雨雨在一起，甚至于有人说我太伟大了，跟他同甘苦共患难。请不要夸奖我，听了这些赞美，我是难过的。我所做的一切，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既然我嫁给了他，我认为我们是合二为一了，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思维以及方式，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灵魂，上苍赐予我们的身体统统的都融为一体了。他的一切就是我的，我所做的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与他初恋时，一度远离了他，为了这个，就是我为他跳下了悬崖，也赎不清我的过错，也无法弥补他在21岁时受到的打击。

　　他的初恋受到了挫伤，他有体验，痛苦之极。1955年冬季，他以此写了篇名为《初恋》的小说，罕见的是，稿子被编辑部退了回来。这个退稿，是他在写作的历程上极为罕见的。尽管痛苦加窝心，还是给他这个年轻的习作者一记鞭策。庆幸的是，为了不忘却这个有意义的作品，至今我都收藏着《初恋》的手稿，上面还有退稿的大印章。

　　1956年夏季，经过短暂的情绪上的调整，我们毅然重归于好，更加难分难解，生死相约。

　　当年9月，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九月号的《人民文学》。我读后，觉得写得非常生动，非常真实……我立即给他写了读后感。不久这篇小说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议，小说的创意和真实都是习惯势力所不能接受的。一篇小说会孕藏着那么多危险！从文坛到同事、朋友，都有一种惊疑：“王蒙要干什么？王蒙是不是有‘问题’了？王蒙是不是要找倒霉？”而我只有三个字：“不理解”，怎么这样的一篇小说都不能容啊。1956年12月王蒙会一天给我两封信，早一封，晚一封，不停地向我求婚。那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已经在社会上沸沸扬扬，正处在一个极为微妙复杂的背景下，这对我来说丝毫不受影响，我从来不考虑外界的干扰，它阻挡不了我。几经酝酿，我答应了他。

　　相随

　　记得是1957年1月27日，我们结婚前一天，匆匆忙忙去东安市场，王蒙为我买了一条项链。白色我是喜欢的，代表纯洁，但是什么材料制造的？当时有点拿不准。一位有经验的售货员赶忙向我们推荐(那时的售货员比现在的素质高)，这是象牙雕刻的。这使我们很震动，认为它不是一般的材料，况且做工很精致，用14元5角买了。婚礼那天戴上，显得很亮。自己戴了些日子，愈来愈觉得不太舒服，就放在箱子底层了。当时并没有对保护动物有认识，只是凭一种感觉。

　　婚后，我们向往过一种平静的温馨的生活，我们买了鱼缸，养了几条小金鱼，天天观赏她们自由地游来游去，真为她们高兴。同时也不免自心底升起忧虑，不知这些小鱼能长久这般地平静自由吗？

　　婚后没多久，过了一个寒假我回到了学校。我们在两地由于风云的变化，两颗心都悬着，不知会不会有一场风暴发生？明明清楚自己的清白与高尚，但是那种气候太反常。我们之间在来往的信中，又不能明确地说什么，本来就没什么。那种感觉非常复杂又不失清醒。

　　果然，王蒙在这一年里，经历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大起大落：先是在《文艺学习》刊物上的争论旗鼓相当，后是风声愈来愈紧，尤其是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对小说做了毁灭性的批判。接着突然路回峰转，居然是毛主席发表了有利于小说和作者的意见。而夏天以后，反右斗争开始，王蒙的处境又危险起来。1957年11月，王蒙从一个大工厂的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开，被调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实际上是去接受批判……从此，打入另册达二十多年。

　　当我得知这个不幸的音讯后，一颗悬挂的心死死地压在谷底，我与他的命运紧紧地拧在一起。由于我的认识上不去，划不清界线，又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在交心会上，屡屡通不过。1958年上半年我所在的学校开了若干次批判会，帮助我，历经数月不见成效。最值得说明的是王蒙还来劝阻，他说：“你应认识到，这是大是大非……我们应夹起尾巴好好做人，认真改造……”

　　这一年是不平凡的。幸福和不幸、安逸和危难、欢乐和苦涩、思绪要打乱、心绞来绞去要绞碎——我们处于幸福的底谷。说幸福，是指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合了，不管面临多少灾难，我们都有十足的勇气和智能，抵挡一切。天塌地陷有什么了不起？这一年的暑假，我们自己找乐，参加了北京市那个年代昙花一现的周末旅游：星期六下午四点多在北京饭店门前集合，坐一辆大巴到香山别墅去。住在庭院式的客房里，吃所谓西式的餐饮，一杯红茶六角钱，当时觉得就是天价了，我们在狭缝中享乐人生。生活中，我还不太会烧菜做饭，只会买些西红柿，洗净后用白糖拌好，等王蒙从七三八工厂下班后，给他吃。我知道王蒙这个人，他本来就爱吃带酸味的东西，自从在理论上了解了西红柿富含维生素C以后，就更是嗜之如命了。

　　2003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王蒙与查良镛先生(即金庸)就《我的人生哲学》对谈，查先生总结说，他认为此书的主旨是，为人要做一个“快乐的君子”。

　　(本文摘自方蕤著《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选稿:祁贺

　　来源:新浪文化 作者:方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