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如上古文献中记录的这样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它十分概括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狩猎劳动的全过程。全首民歌虽仅有八个字,却好像一幅栩栩如生的原始射猎图,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原始时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珍贵资料和赏心悦目的艺术瑰宝。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国风》便是那时北方十五个地区的民歌。它们反映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绵延五百多年的复杂的社会生活、阶级斗争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状况。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如《伐檀》、《硕鼠》、《式微》、《将仲子》等,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同时也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它们以巧妙的比兴手法,塑造了许多鲜明动人的形象。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创造才智,它们的高度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我国民歌的优良传统。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楚辞》。楚辞包括两类作品:一种是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他楚国诗人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的诗歌;一类是经他们整理的楚国民歌歌词。楚辞的最大特色是富于幻想和热情,它为我国民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而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相和歌,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以上二者的优良传统。《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都是当时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优秀民歌。由于内容的需要,他们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诗体,发展了长短不同的句式和五七言体,这样就更丰富了民歌的表现力。这种新的形式被称为‌“乐府体”,它给以后的民歌和诗人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相和歌”的产生,突破了‌“徒歌”的形式,加进了伴奏。从唐代的曲子到今天的说唱、戏曲,都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如长篇叙事歌曲《孔雀东南飞》等,充分显示了歌曲创作的重大发现。
唐代民歌保存下来虽不多,但从敦煌发掘出的‌“曲子”资料和有关燕乐、变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民歌的创作和流传是相当繁盛的。随着反映生活内容的需要,唐代民歌经过许多人的不断加工,无论在曲调风格上、演唱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发展。‌“曲子”的产生,除了用于单独清唱外,还被广泛地用于说唱、歌舞中,受到人民的喜爱,成为民歌通向更复杂的艺术形式的桥梁。这种‌“曲子”对以后的宋词、元曲的发展起着有益的影响。
而到了明清近代时期,随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斗争中,产生了数量相当多的、具有强烈人民性的杰出民歌。这一时期的民歌,除了具有广泛的内容以及清新、明快、朴素的语言外,在形式上也比以前更为自由、活泼。从《魏氏乐谱》所收集的《水龙吟》、《长歌行》,以及明清的传统牌子曲《山门六喜》等歌曲中,可以看出无论在歌词、曲体结构、曲调的表现能力等方面都已经大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