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丁坐在我对面，看着桌子中间的坚果酸奶。乳白色的酸奶盛在玻璃杯子里，对于他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不可能不诱人。

我问他，要不要也给你叫一份。他的爸爸摆摆手，问服务员要了两瓶矿泉水。

一杯坚果酸奶的价钱是38米，和十年前老丁买给小丁的奶粉价格差不多。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老丁再也没给孩子喝过任何奶制品。

十年前，小丁只有1岁，老丁给孩子把尿时，发现孩子的尿液似乎淅淅沥沥尿不干净，便带去县里的医院检查。县医院资源落后，检查不出什么，也从没碰到过这么小的孩子便患肾结石的问题，根本没有往这个方向上去想。

直到2008年9月11日那天。

9月11日，供职于《东方早报》的记者简光洲原本并不觉得这是多么特别的一天。

大概在半个月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新闻，说武汉的医院接收到几个月婴孩患肾结石的病例。这则只有豆腐块大小新闻刺到了他的新闻神经：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得这种病，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简光洲开始调查，发现这类病症不单出现在甘肃一地，在湖北、河南等省份的城市亦有报道见诸报端。婴幼儿的摄入来源有限，排除了水源污染的可能，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食用的奶粉出了问题。

但不知何故，在此前的新闻中，所有报道都言必称“某奶粉品牌”，而不指明，究竟是哪家企业的奶粉出了问题。

其实，在5月20日，就有一位妈妈在天涯上发帖，述说了自己的女儿在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小便浑浊的现象。三鹿坚持，是这位妈妈买到了假奶粉，于是“用四箱奶粉作为赔偿，并以一纸协议封了她的口。”

但此后，三鹿奶粉收到的投诉越来越多，在大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奶业的督促下，7月~8月，三鹿先后两次悄悄向经销商回收奶粉。但因为三鹿给出的理由是“更换新包装”，经销商的积极性并不大，受污染的奶粉继续在市面上流通。

简光洲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彼时，他能够看到的三鹿官方放出的最新信息，就是在6月份，三鹿成为了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乳饮料及乳粉”的唯一合作伙伴，是全国唯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

但在撰写报道时，简光洲脑子里一直浮现出那些年幼的婴儿插着尿管推进手术室的画面。最终，他将自己调查到的信息，包括“三鹿”这个品牌，如实写进了报道中：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2008年，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科“结石宝宝”

“编辑、责编、主编，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特别的报道。也不是头版头条，夹在中间的一个版面就发布了。”

这成为了第一篇将“三鹿”写进文章里的报道。

报道发布后，被各大媒体转发。东方早报的办公室接到来自三鹿的数十通电话。简光洲还记得，“在留言评论区中，有一半以上的声音是在责骂我们：你为什么要诋毁一家生产‘航天员指定牛奶’的优秀企业，媒体和记者到底有没有底线、有没有社会责任感？”

一切喧嚣在下午开始尘埃落定。

三鹿集团发布声明，确认经自检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并宣布召回8月6日前的部分批次产品，总量700吨。

晚上9点，简光洲搭乘飞机去外地跟进此次事件。飞机落地时，收到领导发来的短信：新华社消息，卫生部紧急调查组对外宣布：三鹿奶粉可能受三聚氰胺污染。

2008年9月11日，供职于三鹿集团的职工张沛原本也不认为这是多么特别的一天。

这天，恰好是机器设备进行维护检修的日子，三鹿工厂照常停工。张沛和往常一样在家休息，打开电视收看央视晚间新闻，看到了关于三鹿奶粉疑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报道。

他再回到工厂时，看到的是已是工商局的查封封条。

2007年，处于顶峰时刻的三鹿集团

张沛是本是三鹿液态奶生产岗位的，与奶粉生产是两个事业部。在9月11日之前，他们只听说近期奶粉有产品质量的投诉，这本是平常的事情，他们也并没有太多关心。

“我也是在9月11日那天，看了晚间新闻，才知道这次的事故竟然有这么严重。”关于三聚氰胺，他说，“基层员工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根据目前较统一的说法，当年三聚氰胺并不是由奶企添加的，而是由奶站添加进去的。

因为国民消费力迅速提升，奶源紧张，数家奶企都在竞争奶源。于是，奶站在收集奶源后兑水稀释，为了能够通过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指标，就往里面添加了三聚氰胺来增加蛋白指标。

所以，当初国内奶粉品牌，尤其是较低端的产品线全部被污染，共22家奶企查出三聚氰胺超标，致使30万婴幼儿确诊成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结石宝宝”。

而一个值得一提的历史注脚是：国家之所以对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检测严格，是由于2004年发生的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

因为食用营养成分无法满足婴幼儿成长所需的低劣奶粉，200多位婴幼儿患上“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在本是生长最快的时期停止生长，导致四肢短小，身体瘦弱，脑袋尤显偏大，被称为“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吃的是廉价的、质量不达标的劣质奶粉，危害范围集中在安徽阜阳。而四年过去后爆发的“结石宝宝”，却在全国各个省份都有出现，且所涉及的品牌大多是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

谁能料到，一起罪恶，竟催生出另一起罪恶。而这一次，受害者、波及的品牌更多

短短半年后，曾经是《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品牌价值达149.07亿米的三鹿集团，在2009年的2月12日，宣布破产。

2018年，三鹿集团旧址（摄影：赵晓娟）

张沛说，在这半年里，和他的同事仍旧按时去三鹿上班，只是他们的工作，从生产，变成了销毁。他们负责把奶粉回收整理，然后运送到阅批安排的发电厂、水泥厂，用锅炉烧毁。

“好多奶粉都烧了，看着心疼。”

当时三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都很低，那些在三鹿工作了一辈子，甚至连女儿、女婿一家四口都在三鹿工作的老员工尤其觉得不解和委屈。在出事之前，在当地说起自己在三鹿工作，都是一件可以挺直了腰板、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出事之后，她们甚至不愿意去熟识的菜贩子处卖菜。

“我们生产的奶粉，怎么会害人呢？我们自己的孩子都在喝三鹿呀。”

据张沛所知，他身边的三鹿员工全部都给自己的孩子喂三鹿奶粉，包括他自己。而他的朋友，也有找他购买三鹿奶粉的，一直“代购”到孩子两岁。

我问他，事件发生后，你的亲戚朋友们来问你，你告诉他们三鹿绝对没有在奶粉中加三聚氰胺，他们信吗？

他回答我：他们可能不信吧。

“结石宝宝”的父亲老朱也不信。

他没办法忘记2008年9月11日那天，他看新闻，抱着孩子去医院检查。医院里挤满了带着孩子来筛查的家长，气氛像是晴天与雷雨交织般的天，空气里满是山雨欲来的压抑。

2008年，三鹿奶粉专病门诊窗口

有的人拿到了检查结果，显示没有问题，满脸阳光，而对于那些检测出来有问题的家长，则是五雷轰顶。

老朱不幸是后者。

十年过去了，当年三聚氰胺受害者的症状各有不同。搜狐后窗前不久写过一篇受害者家庭跟踪报道，有的孩子肾脏里的结石在长大，小解时总觉得尿出石头；有的孩子需要每天吃药是用来控制，每周三次必须坐三种交通工具去省城做肾透析；更多的是大小病症不断，无故晕倒、膝盖疼痛、哮喘、心脏病……

老朱的孩子或许还算幸运，在日常生活中，她看起来是一个健康的女孩子，但是每次做检查，尿液总显示有红细胞。老朱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孩子的肾脏里有结晶，“好不了，一直都好不了”。

据老朱说，那是像盐花一样的结晶，嵌在孩子的肾脏里。

他曾经试过了各种办法，想要消除这些结晶，但都失败了。

孩子四岁的时候，他听说邻县有个中药偏方，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同县的一个孩子，也是因为喝了掺着三聚氰胺的奶粉得了肾积水，似乎就是喝中药治好的。于是老朱便每个月跑去邻县为孩子拿中药，就这样喝了两年。

但没想到的是，中药喝了两年，尿液检测结果未变，孩子的身体竟然出现性早熟的征兆。那时候老朱的女儿只有7岁，刚上小学，而正常的女孩子发育期应该是在12-14岁。

“以前每半年、每年要带孩子去做一次检查，每次结果都一样。”越来越心灰意冷的老朱表示，这两年他再也不带孩子去做检测了，“一去就想到这件事，心里很难受。”

像老朱这样的结石宝宝家长，最为迫切想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三聚氰胺对孩子身体造成的伤害，究竟会在他们之后的生命里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有家长至今仍保持着每天花上半小时、一小时，去各大医疗网站检索相关信息的习惯，但是据他们所知，“没有人在做后续的医疗研究”。

十年茫茫，四处求索，从没人能够告诉他们答案。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自己孩子未来的命运，是否一直要与难以预测的危险相伴而生。

也是出于这种担忧，大多“结石宝宝”的家庭都选择生二胎，一来希望未来孩子之间能相互照应，二来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发生。

老朱和妻子也添了老二，这令他对自己的孩子们充满愧疚。

对大女儿愧疚，是因为自己对奶粉、中药偏方的选择，让孩子小小年纪就尝尽苦楚；对小女儿愧疚，是因为她生来就要背负着“万一大女儿将来有什么状况，可以有人照拂她一把”的使命。

“孩子们什么都不懂，却因为我们的选择，一出生就要承受这些。”

2018年，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长陈某的维权资料（摄影：刘思洁）

除了对孩子们，老朱心里还有一份负疚，是对“奶粉家长群”曾经的群主。

十年前，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时候，这些家长组建起了受害家庭QQ群，如今，其中一部分人则挪到了微信群里。老朱还记得，一开始群里气氛很激烈，大家都想要讨个说法，积极地登记信息，联合起来找律师咨询、找设计师制作维权的T恤，组织去北京上访。

但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群里另一位家长和我说，当时实在是太忙了，孩子要看病，每个月要带孩子“北京-山东”往返数次，有时候在医院门口连续四五天通宵排队，家里的老人因为这件事也急得卧病在床。“我必须努力学习，保证一家人生活要好好过下去。”

老朱说，当时他也想去上访的，某天晚上甚至把行李都打包好了。”

我问他，那后来是什么阻止你不去了呢？

老朱像是努力回想了一下，又淡淡地说：说不好，已经忘了。

后来，群主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出来后，就再也不愿意在群里说话了。直到前段时间，长生医药疫苗事件爆发后，这位当年的群主才又在群里说了两句。

“你说巧不巧，他孩子又碰到毒疫苗，所以他孩子十年前吃了毒奶粉，这次又打了毒疫苗。”

2008年9月11日，到今天刚好满十年。

十年了，当初每一个被卷入其中的人，似乎都在尽自己所能远离当初的那件事。

调查记者简光洲在2012年，离开了自己工作十年之久的东方早报。离开时，他在微博发文表示：

“没有人知道，在我离开前有多少个不眠夜，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所有的坚持、所有的忍受，所有的悲欢，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理想死了，所以离开！”

老朱也有无数个失眠夜。他睡眠不好，一旦想起当年的事，就整宿睡不着，所以他尽量不去想起当年的事。

如今，他每半个月就要开车去省城医院配药——当年在孩子状况稳定下来，他发现自己竟得了高血压。除此之外，除了手机里保留着的“奶粉家长群”，他的生活和“当年那件事”似乎再无牵扯。

在我去采访的前一个晚上，他又失眠了。

他接受采访的唯一理由，就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进行三聚氰胺受害者的后续医疗研究，可以告诉他们这群生活在愧疚和恐惧中的父母，该如何让孩子不再生活在当年的阴影下。

张沛不同意和我们见面，也不愿意电话接受采访。他在微信里打字：除了那些利欲熏心添加三聚氰胺的人，其他的，包括三鹿，都是受害者。

他仍然感念曾经在三鹿工作的经历，他现在的老板在向别人介绍他时，也会说，他曾经在三鹿工作。

我问他，“对方会不会因此对你有偏见？”

“行业外的人也许会有，但行业内的不会，大家都知道原因。当年95%的奶企都被牵连了，三鹿在处理方法上的确有问题，但是在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上，三鹿也是受害者。它占了市场上30%的份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他反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话题，你觉得，这件事对现在影响大吗？

然后他自问自答道，没什么影响，一切都没什么改变，只是一个三鹿的消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