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牌坊（武汉大学牌坊门是哪个门）

持续引发网友关注的武大老牌坊被撞损一事暂落下句点。6月8日,国家文物局官网就武汉大学老牌坊被水泥罐车冲撞受损一事刊文。

文章称，事发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文物部门三级联动,在武汉大学和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的配合下,迅速展开调查和文物受损鉴定,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启动文物修复工作。经核实,肇事司机为图方便绕道,致车辆罐体顶端与牌坊下沿相撞,司机因涉嫌过失损毁文物罪被依法刑事立案。下一步,将对事故责任人和相关单位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实施文物保护修复,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该牌坊2001年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组成部分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大老牌坊被撞损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武大有几座校门牌坊？位于武昌街道口的老牌坊当时兴建在校外的意义是什么？其文物价值何在？如何保护校园文物？6月9日，武汉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员吴骁就上述问题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享个人看法。

澎湃新闻：武汉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座校门牌坊？

吴骁：4座。第一座是1931年在街道口修建的木牌坊，但次年就不幸毁于一场大风。第二座是1934年在街道口原地复建的钢筋水泥牌坊，一直保存到现在，也就是几天前不幸被车辆撞损的那座牌坊，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第三座是1993年在八一路边仿建的新校门牌坊，2012年因市政工程建设而被拆除。第四座是2013年在被拆除的第三座牌坊旧址以北约10米处重建的新牌坊，也就是武汉大学目前的正大门。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历史上先后有过4座刻有“国立武汉大学”之名的牌坊，其中，第一座（1931版）与第三座（1993版）均已不复存在，第二座（1934版）和第四座（2013版）一直保存至今。

另外，有意思的是，大约在2005年前后，当时武汉大学所设立的一所独立学院——“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在汤逊湖边的新校区也仿建了一座与武大93版牌坊几乎完全一样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到了2011年，东湖分校正式与母体高校武汉大学脱钩，独立为武汉东湖学院，该牌坊上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名字体也随即更改为“武汉东湖学院”。

澎湃新闻：对于位于武昌街道口的武大老牌坊建于何年，媒体报道说法不一，老牌坊的真实“年龄”是多少？

吴骁：非常遗憾，关于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老牌坊究竟是哪一年建成的，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任何原始记载。我很奇怪为什么武大当时的校刊以及其他各类出版物对于学校牌坊的兴建、损毁及复建等事件居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

不过，当年曾亲自参与该牌坊设计工作的时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先生，曾在1983年撰写了一篇题为《街道口牌楼考》的短文，全文不到200字，其中明确提出，这座牌坊建于1934年。作为这段历史的直接亲历者与当事人，他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除此之外，在珞珈山上长大的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代子弟、武大经济系校友、《长江日报》资深记者皮公亮先生，在完全不知晓沈中清这一说法的前提下，曾于2012年回忆道，在他的印象中，街道口最早的木牌坊在1932年被毁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就建了新的水泥牌坊，“估计是1933年最迟也是1934年重建”。当年，他作为武大子弟，平时坐车进城，都会经过那个牌坊，年年如此，所以印象很深。皮公亮的这一记忆，跟沈中清的说法基本上是比较吻合的，当为可信之论。

还有一点很重要——1937年初，皮公亮的父亲皮宗石调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他们一家人当时就搬离了珞珈山，假如街道口的武大牌坊是在1937年建的，那么皮公亮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能经常见到这座牌坊，也就不可能对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因此，1937说显然是不可信的。

据此，我个人认为，从情理上说，在正常情况下，一所大学不会等到自己的校门牌坊被毁5年之后才进行重建。再结合我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1932年，武大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落成之后，由于当时国难深重，财政紧张，学校的建筑经费曾一度断绝。直到1933年底，武大才筹措到了足够的经费，正式开启了新校舍二期工程建设。因此，从武大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周期上来进行分析，街道口牌坊的重建也是最有可能发生在1934年。

澎湃新闻：位于武昌街道口的老牌坊当时兴建在武大校外的意义何在？

吴骁：当时，武昌老城外多为荒郊野岭，今天武昌地区的主干道武珞路－珞喻路一线，当年只有一条非常简陋的碎石路，但也已经是从武昌市区往东出城的主要通道了。国立武汉大学当年在武昌郊外选择新校址时，前两次的选址方案（洪山、卓刀泉）均紧贴这条交通要道，但最终还是定在了珞珈山北麓，稍稍偏离了这一交通干线。因此，为了加强珞珈山校园与武昌城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武大便函请湖北省阅批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这个交通要地通往珞珈山的专用道路，全长1.5公里，由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现名“珞珈山路”）。

于是，在连接武昌东郊主干道的这条次干道已经贯通的前提下，在两者交叉的路口设置一座牌坊，显然首先是要起到一个“指路牌”或者说引导标志的作用，即告知那些来到街道口的路人——只要循着这个牌坊所指示的方向拐弯进入大学路继续前行一段路程，就能抵达“国立武汉大学”校园了，这便是它的主要功能与意义所在。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问题，由于街道口的这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离武大校园尚有一定的距离，长期孤悬在校园之外，后来又逐渐被各种城市建筑所包围，一般人士往往会生出这样的猜测（我本人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座牌坊与今天的武大校园之间的大片土地，包括劝业场、广埠屯一带，在过去大概都曾属于武大，只是后来慢慢地被众多校外单位和居民所占据，所以武汉大学的正大门才不得不从街道口一直“后退”到现在这个地点。然而，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

事实上，当时的“大学路”是一条市政道路，而非武汉大学的校园道路，其沿线两侧的土地绝大多数一开始都没有被纳入武大校园范围内。后来，在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过程中，武大校园的西南边界才逐渐从今天的李四光塑像附近扩展到今天的八一路正大门附近，进而将“大学路”的北段纳入校园，但也到此为止了，至于“大学路”的南段，自始至终都不是武大的“地盘”。也正因为此，这条路段才逐渐被社会各界人士开发利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劝业场社区。

澎湃新闻：武大老牌坊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何在？

吴骁：单纯从建筑上来讲，街道口的这座老牌坊可能并无多少出彩之处，而且其目前所处的周边环境更是杂乱不堪。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显然具有极高的象征、纪念意义和文物价值。

首先，这座诞生于86年前的牌坊，与武大校园内其他建于同一时期的老建筑一样，共同见证了当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一带开疆拓土、辟山建校、艰苦创业，最终将一片荒凉冷僻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一座气势恢宏、风景优美、享誉全球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可谓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中的重要物质遗存与精神载体，也是今日武大的一份珍贵历史遗产，这种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该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也昭示着当时的武汉大学努力迈向学科门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的坚定决心与曲折道路，尽管时过境迁，这六个字与武大今天的学科格局已不尽相合。它所代表的坚定不移走综合性大学之路的发展理念与奋斗精神，本身是弥足珍贵、永不过时的，与牌坊正面的“国立武汉大学”之校名可谓相映成辉。

澎湃新闻：您对保护武大老牌坊有何呼吁和建议？

吴骁：对于建筑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作为外行人士，我不敢随意妄言。不过，从一个普通的武大校友和武汉市民的身份出发，我也不妨简单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一些武大师生校友提出要将街道口的这座老牌坊整体搬迁至武大校园内的某个地方，如此才更加便于对其进行妥善的保护。单纯从感情的角度来看，这种珍视和爱护本校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心愿与想法当然是值得充分肯定与尊重的，然而，不论于法、于理，这样的建议都是行不通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具体规定，作为“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属于“不可移动文物”。顾名思义，此类文物原则上必须实行“原址保护”，只有在碰到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比如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极端情况下，才能实行“迁移异地保护”，就“国立武汉大学”牌坊目前的处境而言，很显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必须迁移的那一步。

事实上，任何一处“文物建筑”，其价值都不仅仅在于建筑本身，而且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一旦剥离了这种固有的周边环境，其作为历史文物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当然也是如此，不管我们把它迁移到武大校园的哪一个角落，都会彻底改变其“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性质，也会令其完全丧失它所承载的所有历史意义与价值，更不用说这样做也会严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

总之，从兼顾法律与事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应该让这座86岁高龄的老牌坊继续、乃至永远驻留在武昌街道口，至于具体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对其进行妥善保护，并切实整顿好其周边环境，大可见仁见智，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