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深观察丨“清算运动”能改变美国的金钱政治吗

　　2020年美国大选创历史新高的烧钱规模让世人瞠目结舌，也让充满铜臭气的美式民主本质再次暴露无遗。眼下，距离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特朗普弹劾案也已开审，但伴随这一切的所谓“政治清算”能否改变美国的金钱政治本质？多家美国媒体给出的结论并不乐观。

　　难画句号的政治献金

　　一个尽人皆知的说法是：金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润滑剂。

　　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时刻都离不开金钱。因此，筹款成为所有美国政客的首要任务。长期以来，美国对政治捐款的限制不断放宽。到2014年，美联邦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定干脆取消了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最高捐款额的上限。

　　除直接向竞选人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代表某利益集团的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进行政治捐赠。根据美国法律，PACs以独立运作的方式发动宣传攻势，支持或反对某个竞选人，且所接受捐款没有金额限制。美国选举费用连年水涨船高，正是利益集团“合法合规”笼络候选人的结果。

　　不过，今年1月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后，数百家美国大公司为维护自身形象，纷纷与那些抵制大选结果的共和党议员“划清界线”，包括暂停向他们提供政治捐款。然而美国媒体指出，很少有公司公开表示会终止这种捐款。尽管冲击国会事件看起来像是一个转变的契机，但实际上这种转变很可能是短暂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指出，美式民主构建了一套政治捐献和游说制度，公开允许利益集团用金钱去交换非集体的政策。因此，现在美国企业这种所谓的“政治清算”不可能改变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沈逸：“资本的力量在选举政治和政治权力竞争过程中无节制扩张，无形中推高了选举的成本和制度运行的成本。无论政客在竞选中喊出怎样的口号，事实上大量的收益事后会通过公共政策被转移到最富有的0.1%的这部分人身上。”

　　以美国医疗体系为例，全球销量最高的5种处方药在美国的售价远高于其他国家。高药价给美国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无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群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而同时，医疗相关利益集团却拥有年均花费约5亿美米的全美最大游说团队。它们将赚取的利润用作政治献金，以便让医疗立法及相关政策走向符合自身利益。这也是长期以来美国医疗体系无法实行刮骨疗伤式改革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政治游说几乎被视为“合法的贿赂”，让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莱克认为，要改变这一不平等现状，需要从选举制度等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

　　罗伯特·莱克：“(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为选举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同时要让最高法院明白，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

　　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认为，实现这一“真正变革”的希望渺茫，因为利益集团已经与依靠其输血的美国政客形成利益共同体。

　　张腾军：“这些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断游说政客，给政客及其所在的选区输送利益，这就使得美国政客会听命于这些利益集团。所以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这些政客多数是站在利益集团这边的。”

　　旋转不停的旋转门

　　在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与金钱密不可分，联邦阅批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勾连只隔着一扇“旋转门”。这种“旋转门”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首先表现在商业巨头等利益集团经常向美国阅批输送高官，以影响阅批的政策取向。

　　比如，在特朗普阅批任内，国防部长埃斯珀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就来自军工巨头或是华尔街投行这样的大“金主”。

　　相应地，美国阅批高官离职后也会利用任内积累的人脉资源，在知名企业、智库、律师事务所等私营机构找到薪水丰厚或具有影响力的职位。比如，被美媒称为“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卸任后就加入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与蓬佩奥相似，不少下台的特朗普阅批高官，如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前能源部长佩里、前内政部长津克等人，都迅速完成了在各个私营机构的“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