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空的隐秘心事

　　198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开始实施。第九条只有7个字：继承权男女平等。同一年，福建泉州一家工厂开动来自导航的机器，生产出第一片雪白的卫生巾。工人们放鞭炮庆祝，红色的碎屑落在红泥路上。

　　此后数年间，机器一天的生产量，企业的销售员要一个月才卖得完。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经期妇女还习惯使用月经带、布料、草纸等。

　　2020年的某一天，一个漂亮姑娘把6杯粉红色液体倒在一片卫生巾上，再用剪刀剪开，验证吸水后的厚度，然后对着镜头说：“真有你的！”这条微博视频有12.1万次观看。

　　这是一个早就无人见怪的场景。电视广告、电商平台、超市货架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卫生巾有很多品种可以选。

　　“我国卫生巾真的贵吗？”知乎网站的问答下，有3000多名网友分享买卫生巾的经历。这些声音淹没在“种草”“安利”顶级产品的吆喝声中，就连许多卫生巾行业从业者都没有注意过。

　　“那个东西很贵”

　　许敏不知道母亲卖了多少玉米和蔬菜、多少次和人开口借了钱，才保证小女儿初中3年有卫生巾用。

　　1999年的一天，刚上初中的许敏和同村一位学姐躲进学校厕所隔间，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交流。学姐拿着一片白色、没有护翼的卫生巾，指了指背面说：“贴到内裤上。”这是许敏使用的第一片卫生巾。

　　如今她34岁，在中国市场占有量最大的卫生巾生产企业担任车间组长。这家企业所有品牌的卫生巾，每年销售额约80亿米人民币。

　　许敏已经不记得，第一次用的那白色的一小片是什么品牌、什么包装。但她清楚记得价格，5米钱13片。许敏的父亲和姐姐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干农活照顾她和弟弟，生活费用靠几亩庄稼的收成。在当时，5米对这个贵州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好用吗？”母亲问女儿。

　　“老师让用的当然好用。”体育课间隙，女老师会叮嘱女同学，发现身体“不干净”，要使用卫生巾，并及时更换。有时许敏舍不得，也用草纸。

　　母亲接下来说的话让许敏很惊讶，“帮我买一包吧”。

　　她回忆，经期的母亲似乎用布，但那块布从未出现过，不知道被藏在哪个角落。她理解这种心理，出于羞涩，自己也把内衣内裤藏在外衣下晾晒。

　　她到小卖部买卫生巾，看不懂品牌，分不清包装上的“日用”和“夜用”。她的眼神只在数量和标价上游走。

　　女儿为母亲买回了第一包卫生巾。“4小时要更换一次”“要贴在内裤上。”许敏复述老师的话。

　　后来有天晚上，她正值经期，坐在板凳上写作业，忍不住对母亲抱怨：“好麻烦，到处都是血。”母亲安慰她：“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

　　在当代大部分卫生巾广告中，作为模特的少女总是行动自如、笑逐颜开，宣传使用某产品会“舒服自在”。早在1930年，上海《妇女杂志》也以解放妇女、舒服自由为广告推荐一款用纱布和棉花制作的进口卫生巾：一面无吸水性，不至于外泄，一面吸水性极大，“何等的适意吓”。

　　一名为多家卫生巾企业做品牌策划的业内人说，年长的女性对于卫生巾品牌的忠诚度高，不会轻易更换品牌，因此，大多数卫生巾广告会选择年轻的代言人，吸引少女购买。2015年新广告法实施前，一些男明星也以“大姨父”“好朋友”的形象出现在卫生巾广告里。

　　当许敏再次和母亲要钱买卫生巾时，母亲说出了难处，“那个东西很贵”。为了能让小女儿用上卫生巾，母亲出门去和邻居借钱。有时候，许敏也会问母亲，“用完了没有”，答案几乎都是还没用完。

　　许多人在互联网中写下自己的经历：有女孩拿到卫生巾也不会用，只会用布条；病重的中年女性想省点钱买散装卫生巾。也有网友说，工作后最开心的，是实现卫生巾自由，想用最好的卫生巾，不想再委屈自己。

　　初中毕业后，许敏离开贵州老家，到福建打工。她的双手在罐头厂洗过鲍鱼，在鞋厂刷过鞋底的胶水。成为母亲后，她到了卫生巾企业。

　　最初在生产车间，她是流水线的产品包装员，每一包卫生巾只在她手里停留3秒钟。她坐在塑料椅上，每天工作11个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双手捏住包装袋的两侧，右脚踩一下踏板，机器将卫生巾包装封口。长期的劳作使她右手中指有些变形。

　　她将完成封口的卫生巾放回传送带。这些外包装印着卡通形象的卫生巾会进入纸箱，通过货车送往全国各地的超市和小卖部，包括她的贵州老家。她自己也用，过年回家，她还把卫生巾送给亲戚朋友。

　　11年前的一天，许敏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有了一份新工作。母亲说：“那是不是有用不完的卫生巾！”

　　老板们都想做高端产品

　　那看上去像一团团棉花，雪白轻盈地飘在传送带上。只有六分之一头发粗的纤维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卫生巾最贴近皮肤的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