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中国初期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探索

　　李炼石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贯穿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回望历史，毛泽东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问题上有着可贵探索，其中的精神内核对今天乡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让乡村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

　　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历来不乏“民本”“重农”等思想，甚至在名义上“民意”即“天意”，但本质上民众仍然被视作供封建士大夫驱遣的被动、无知的“群氓”，在文化上身处边缘和“暗角”。这种价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转，中国乡村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革除封建旧文化对农民的压迫，提高农民的文化地位，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旧文化的丑化、矮化农民倾向被从根本上否定，农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国文化在理论设定上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转向”。

　　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农民内在地具有勤劳、勇敢、智慧、乐观等宝贵品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与当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频频互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在他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红旗谱》《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例如，柳青在《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翻心”的伟大转折。《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总体上，大批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农民在文化舞台和社会舆论中不再是曾经的旧戏舞台上的“渣滓”，而是成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昂首阔步的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毛泽东认为，分散、低效的小生产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态上的自卑，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和动员，使他们“组织起来”，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加以彻底改造，增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农民熟悉的乡村话语、本土素材，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农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乡村“地方性知识”，重塑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导农民变“散”为“聚”。在乡村社会传统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因素被否定后，党的组织领导成为最关键的组织资源。在有大量传统因素遗存的乡村社会，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质利益引导来动员农民外，还必须依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来建立和维持新的社会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农民要尽可能成为一个分享共同历史记忆、遵循一致或近似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体。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开会诉苦讲家史村史“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总之，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形成自身的舆论和村庄文化，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