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也不能少!”“商务通,科技让你更轻松”。1999年,商务通的这些广告,像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一样,以洗脑般的营销方式,创造出恒基伟业20世纪末的商业神话。
1999年1月,恒基伟业的第一台“商务通”刚刚面世,但仅一年时间,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恒基伟业便已取得了销售额7亿多米的辉煌战绩。商务通,成了PDA,也就是当时掌上电脑的代名词。
然而,恒基伟业的辉煌,却犹如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昙花一现之后,便风光不再。2000年,恒基伟业的利润还是2.5亿。2001年,便下滑到5000万。2002年之后,则进入了长期亏损阶段。
恒基伟业的衰败,在高层人员变动上,似乎已有征兆。2001年6月,恒基伟业的二号人物孙陶然,突然宣布辞去恒基伟业董事及常务副总裁的职务。随着孙陶然的退出,恒基伟业高层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也陆续退出,恒基伟业陷入人事分崩,并引发媒体的种种猜测,纷纷探寻其中缘由。
2003年,《英才》杂志对恒基伟业的老板张征宇,以及另外一名高层退出人员范坤芳进行了专访,似乎捕捉到恒基伟业神话破灭的一些剪影,却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全貌。因为,要还原恒基伟业神话破灭的全景图像,关键在于孙陶然,但是,在《英才》杂志的采访中,张征宇对于孙陶然的出走守口如瓶,记者也未能联系上孙陶然,他们认为,孙陶然也许在美国,也许就在北京,只是不愿意说出心中的秘密。
十余年后,恒基伟业的神话已逐渐被世人遗忘,但孙陶然却从未离开创业的舞台。他创办拉卡拉集团,联合投资创办蓝色光标,写出《创业36条军规》《有效管理5大兵法》,被誉为中国的创业和管理圣经,孙陶然本人也被称为“创业教父”。只是,对恒基伟业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似乎从未发声。
2019年9月,一本叫做《创业者》的书出版发行,作者是央视著名的纪录片女主编邓蕾,她也是孙陶然的中学同学,一生挚友。邓蕾在《创业者》一书中,记录了孙陶然的人生历程和创业经历,呈现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创业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书中很多的内容是首次公开,其中,便包括恒基伟业神话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关成长,有关飞跃,有关离别,有关感恩。
1991年,孙陶然北大毕业,受原《大学生》杂志的编辑刘文献邀请,进入四达集团。四达集团总经理,便是之后恒基伟业的老板张征宇。张征宇年长9岁,十分信任孙陶然,在工作中给了他很多支持。
1992年底,四达集团旗下的四达广告艺术公司成立,孙陶然成为广告公司的一把手,财权、人权和决策权全部由他掌控。
接手广告公司之后,《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正好想找一家广告公司,承包该杂志的《电脑周刊》。凭借直觉,孙陶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承包费太高,每季度107万,还要预付。而广告公司的账面上,仅有3万。
于是,孙陶然去找张征宇借钱,关于借钱的经过,邓蕾在《创业者》中提到了一段小插曲:孙陶然去找张征宇,张征宇问有几成把握,孙陶然回答:“六成。”张征宇十分愕然:“六成,太低了吧?”孙陶然说:“要是等到有七八成把握的时候,这件事就不是咱们的了!”为此,张征宇借给孙陶然60万,孙陶然又号召广告公司员工凑了一些,向《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交上了第一季度的承包费。
凭借承包的《电脑周刊》,广告公司当年利润达到了100多万;第二年,净利润近400万;第三年,则超过了1000万,在四达集团56家下属公司中排名第三。张征宇也因此更加器重孙陶然,让他同时担任了四达集团上级单位——中国福利企业总公司的副总裁。这时,孙陶然仅仅28岁。
张征宇找人组建恒基伟业时,孙陶然以自身实力,成为张征宇的不二人选。张征宇花了大心思拉孙陶然入伙,但孙陶然决定加盟时,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除了财务、研发、生产,其它所有事必须由自己来管。张征宇答应了他的条件。
恒基伟业成立后,孙陶然担任董事、常务副总裁,主持公司日常工作。商务通是主要产品,为促进营销,孙陶然采取了很多办法。
在商务通被命名为商务通之前,张征宇想以“乾坤PDA”作为产品名称,孙陶然不同意,他认为这种名字,老百姓看不懂,因此,最后取名为商务通全中文掌上手写电脑,通俗易懂,一目了然。
在销售渠道上,PDA行业一直遵循先给货、代理商卖完货再付款的行业规则。孙陶然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因为代理商缺少销售的压力,因此,他要求商务通必须采取经销制,小区域独家代理,先付款后发货,这种措施提高了代理商的积极性。
至于商务通的广告,孙陶然更是创立出独特模式,而这种创新的广告模式,对于恒基伟业创造商业神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商务通广告之前,一般电视广告,往往十几秒,多的几十秒,在黄金时间播出。而商务通的广告,则长达十几分钟,在电视台的垃圾时间滚动播放。
这项策略,来自于孙陶然对于用户群的精准定位。他认为,商务通的用户,可以简单概括为有钱的、有权的、或者既有钱也有权的。这些人在黄金时间很少看电视,而是忙于应酬,回家之后已是深夜,如果无法入睡,通常会看电视打发时间,且会反复调台寻找自己喜欢的节目。所以,孙陶然认为,这时候播放广告,在哪个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告足够长、频次足够密集,只要他们在调台时能够看到,并且能够被吸引,就达到了广告的目的。
于是,恒基伟业在孙陶然的主持下,仅用一年的时间,销售商务通66万台,总利润达到3.5亿。商务通的营销案例也被北大光华、中欧等商学院纳入教材,孙陶然则入选了当年度的各种风云人物。这时,孙陶然刚过而立之年。
随着商务通的成功,恒基伟业日益兴旺,而孙陶然与张征宇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来自于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理念的不同。
在发展战略上,张征宇是理科出身,注重产品;孙陶然是文科出身,注重营销。2000年,恒基伟业计划进军手机市场。在这项公司战略上,张征宇拒绝采用别人的产品,要自己研发智能手机。孙陶然则认为,恒基伟业的研发实力,无法比拟其它的专业公司,应借助商务通,打造自己的品牌,实力壮大之后,再逐步过渡到自我研发。对于策划的另外一个产品,无线PDA,两人的分歧也是如此。
在经营管理上,孙陶然曾提出自己负责公司经营和管理,并且得到了张征宇的应允,但随着公司的发展,他逐渐也愿意退上一步,将经营层的重大事项交由董事会决策,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张征宇却认为,自己应该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
也是2000年,张征宇看上了一个项目,孙陶然则认为项目方很不靠谱,只会忽悠,而且这家公司的业务与恒基伟业并没有紧密关联,他坚决反对投资该项目。经过董事会之后,也是五票反对,两票赞成。但是,、张征宇却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他要求召开股东大会,进行一次分红,然后自己拿分红去投资。
当张征宇做出这项决定时,其实已把一个重要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恒基伟业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的企业,还是张征宇的私人公司。当孙陶然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摆在张征宇面前时,张征宇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恒基伟业应当是他自己的公司。
听到这个答案,孙陶然明白,自己该离开了,而且必须宣布辞职,因为他要让全世界知道,将来的恒基伟业是好是坏,已与他无关。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孙陶然虽然在经营理念上,与张征宇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他对张征宇始终充满感恩之情。邓蕾在《创业者》中特别提到,张征宇是孙陶然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老板,他非常感激他,也非常尊重他,时至今日,说起张征宇时,孙陶然从来都是尊称为张总,不会直呼其名。
在孙陶然决定退出恒基伟业时,他曾对张征宇说,既然是您一个人的公司,那么我选择退出经营层。说这句话时,孙陶然哽咽了。我想,孙陶然的哽咽,有着对未竟事业的惋惜,更多的可能源自于对张征宇的真挚情谊。
他1991年进入四达集团,2001年离开恒基伟业,与张征宇共事长达十载。虽然创业之路无法同途,但师长之谊却长存在心。而这,或许就是恒基伟业人事分崩之后,他选择远离公众视线的最大原因。
而且,尽管他选择了离开,但依然十分关注恒基伟业的发展,2008年左右,恒基伟业重新焕发过一次生机,他特意找了一次张征宇,并且认真地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只是,他的建议还是没有被听取。
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语。在创业上,更是如此,无论加盟,还是离开,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规则,而并非感情。就像《后会无期》中说的,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另外,邓蕾《创业者》不仅还原了恒基伟业神话诞生与破灭的来龙去脉,还对孙陶然创办拉卡拉集团、推动蓝色光标上市等创业经历,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些故事,其实不止是孙陶然自己的故事,更是那个时代很多创业者的缩影,所以,从一定意义上,邓蕾的《创业者》也是一部浓缩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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