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处在抗日救亡已成为全民族最迫切、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背景下而发生的，也是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机最严重的情况下而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但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抽调一百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五十万之重兵直扑中央苏区。而共产党当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最初采用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有希望的。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五十万之兵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之战略，但也面临财政拮据、抗日反蒋日益兴起、国民党集团内部矛盾也开始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外，红一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历了多次反“围剿“的斗争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苏维埃临时中央阅批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了巩固和扩大，经济也快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日益壮大，为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保障。

但是，因“左”倾冒险主义而断送了这样大有利的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的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

这种完全背离当时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德、博古等人无视我弱敌强的事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的战争。黎川一战中，红军防守薄弱，毛泽东主张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求死守黎川、不能丢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奋战将近两个月，最终不但没有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部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阅批”，公开与蒋介石阅批决裂。然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拒绝了毛泽东向敌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始终坚持“福建人民阅批”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第19路军。

第三，反运动战，主张阵地战。李德主张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理论，极大限制了红军机动性，迫使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地等敌人出碉堡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国民党两千余人，自身却伤亡五千余人，约占到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地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第四，没有及时进行战略转移，却一味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但因意见不统一，尤其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军委未果断作出决策，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最终为敌人所牵制，红军却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处境之中。

第五，仓促战略转移，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原计划，最终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的路线战略转移，计划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而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但是，敌人于九月底向苏区中心发动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深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补充和修整，更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敌于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所吓倒，仓促之下放弃中央苏区，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阅批、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5个主力军团，两个军委纵队，合计8.6万余人，开始了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后，红25军，红四军，红二、红六军团，也陆续撤离了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八万多人的长征队伍，最终到达陕北后情况如何？他们在长征路上都遭遇了什么？预知下文请持续加以关注，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刻骨铭心，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