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是以晚清官场为例。行贿与受贿其实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儿，尤其是行贿者，那是要十分讲究语言艺术的，行贿者要巧舌如簧，说得情真意切、编得圆满和谐，总归一句话，让收钱人心安理得，根本不觉得那是在受贿，即使知道那是在受贿，也会感到很安全。最好是，让这场行贿与受贿表现的不是龌龊的，而是高尚严肃的，是双方真诚的交流互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和充分的表达。

晚清官场上，以贪腐闻名的庆亲王奕劻让有骨气的文官们痛恨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虽然言官们对他发起了多轮凶猛的攻势，可奕劻却长期屹立不倒。因为慈禧老佛爷曾经如此说：“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官场上惯例是大鱼吃小鱼，可奕劻才不理这些规矩，他大小鱼儿通吃。翻看清人的笔记，看到行贿者与庆王之间十分有套路的对话，以及他们一本正经地干龌龊事的嘴脸，不由得让人感到荒诞，又忍俊不禁，继而哂笑不止，觉得真是超有漫画感了，把这样一件搬不台面的事，直接摆到台面上，而且毫无违和感，行贿者与受贿者的都是颇有功力的。

袁世凯官拜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手握兵权，权柄显赫，一次就给奕劻送去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盛宣怀坐镇东南，运筹帷幄，封疆大吏无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可他一次就送给奕劻日本金币二万。

1903年，领班军机荣禄病重，袁世凯计算奕劻将继任，遣杨士琦持银十万两相赠，杨士琦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钱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劻看到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口里呵呵地说：“这怎么办，我怎么能够担当得起？”杨士琦谄媚地笑称：“这不过是个见面礼，咱们宫保孝敬王爷的日子正长着呢。”奕劻只得半推半就地收下：“慰廷实在太费事了。我如果不收，他会怪我不够交情呢。”

从此，袁世凯对奕劻按时行贿，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每逢王爷、福晋做寿，以及王府婚丧大故，还得特别备上一份厚礼。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

晚清时期，“疆吏多以贿进”，买官卖官、裙带之风盛行。进贡者与奕劻进行权钱交易时，配合的相当默契，都有固定的套路格式，说什么，怎么做，都有一套路数。袁世凯、盛宣怀这样的大人物，财源广进，坐地生金，馈赠巨款也算不上什么。一般官员没有这等身价，只好包了红包，塞张一千两左右的银票。到了奕劻府中，一番寒暄，双方互致贴心的暖语，然后恭恭敬敬地送上红包，口中念着：“请王爷备赏。”奕劻接过红包，满面春风，云“让你费心”，随手就塞到坐垫下……行贿者在一番必要的寒暄和实质性的进奉后，王爷回话：“子姑行矣，得膏腴地矣。”这是在暗示对方，你的银子不白花。已经得官缺者，在回拜奕劻时，要送上一份“孝敬”，少则几千，多则数万，名为“贽敬”的礼金。“系以红包先置于袖内，在临行辞出之前，取出放于桌上，曰：‘为王爷备赏’；王爷则曰：‘千万不可’，”当然并非是在推辞，然后辞出。

施肇基入民国后是有名的外交家，于清末初入外务部任职，曾赴庆王府表示感谢，以上记录正是出自施肇基本人的回忆录。

某四川候补道，撒出二十万两白银来走动庆王府，先以三万作为门包买通门仆后，又以十万作为寿礼，亲自奉给庆亲王“备赏”，自然又是一句“千万不可”。随后，其在与庆王爷的两个儿子的豪赌中，又一掷万金，买得两个王子的欢心，一笔生意成交了。结果是，庆王爷收了十几万钱财，候补道则获得海关道的肥差实缺。

久而久之，奕劻与买主间竟达成了默契，常见买主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完成了一半，至少是有了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