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远比电影残酷很多，比假疫苗与天价药更可怕的事情是，在美国版天价药背后，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行为

《财经》驻硅谷记者 刘泓君 | 文 宋玮 | 编辑

这不是一个新故事，但现在讲述大家更愿意听。这是一个真实版的《我不是药神》的故事，这次故事的主角，是华尔街的大空头香椽（Citron）与制药公司威朗（Valeant）的斗争。这个故事可以清楚看到天价药是怎么形成的。

过去两年，已经有很多媒体从金融的角度报道了威朗制药的案例。Netflix今年出品的纪录片《脏钱》（《Dirty Money》），它记录了企业逐利与公众、社会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抛出了一个无解的社会问题——企业因逐利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导致药价高涨。可悲的是，就算一切真相公之于众，威朗的股价下跌了90%，市值蒸发800亿美元，依然无法解决患者的境遇。

这部片子是从香椽的一个基金经理的视角拍摄的，她以为药品和科学都是好事，但她发现不是这样的，资本是贪婪的逐利的。很多人不喜欢她，也不喜欢空头，她说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去帮助被威朗利用的人。

马丁·史克莱利把达拉匹林的价格从每粒13.5美元提高到了750美元，他最后以证券诈骗罪被抓。但是比起这集背后真正的主角，威朗公司的CEO迈克·皮尔森，他只是个小人物。

故事有三条时间线交叉空头、威朗制药与患者：

在迈克·皮尔森（Michael Pearson）接手公司时，这家公司的股价不到15美元，市值21亿美元，运营艰难。根据大空头的描述，皮尔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见华尔街的投资者，如果哪个投资者对威朗的股票不太放心，只要跟皮尔森聊聊，就可以安心。加入公司三年，他做了22次并购。

并购背后并不简单。一般情况下，制药公司会花费18%的收入用于新药的研发，而威朗只用了3%。每种被它们并购后的公司药品，药价就会大涨。简单说，威朗的策略是，找到能够垄断市场的药品，买下这家制药公司，不做任何研发，药品涨价来获取利润。他的目标，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

镜头前是一位威尔森氏症的患者，过去她每个月花30美元买药。突然有一天，她发现每片药的价格高达200美元。打开冰箱，她的冰箱里大概有着价值7-8万美元的药。威朗将她的药，价格从每个月650美元提高到了21000美元。

继续吃药，她总有一天买不到医疗保险；

如果失业，她的医疗保险太高，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

不吃药，会死。

此时，威朗公司的市值从21亿涨到了780亿。

空头在在威朗给投资人的财务报表中的脚注中找到了股价高涨的原因——罕见药物销售的增长。但空头发现，罕见病病人并没有增加。销量增长的实质是，他们大幅提高了价格。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皮尔森在国会接受质询被问到，去年公司排名前30的药品中，平均价格上涨了78%，而这些涨价不能归过于研发，因为研发没有太多花费。当参议员问到，在你并购以后没有涨价的？说出一种就行。皮尔森说：“美国没有”。

空头研究了几年威朗制药，当下班时间大家都在读小说看剧时，他们在研究威朗制药的所有材料。当一切资料收集好之后，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机，做空市场需要好的时间点——总统竞选成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2016年，希拉里盯上了药价，她给公众念了一封病人写给她的信：当时某患者从80年代就开始注册某公司的药品，当年每十针180美元；现在，同样十针，14700美元。希拉里称，要阻止这种掠夺性价格。这时，空头们同步行动了，给媒体和华尔街基金发去他们的做空报告。一个月内，威朗制药大跌，损失了260亿市值。

同时，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威朗制药一家公司，所有的药品公司都在使用这种手法。胰岛素价格自2008年以来上涨了3倍，肾上腺素价格上涨了4倍。

事实上，每当有媒体质疑威朗制药时，他们会以保险免费为借口。从2008年开始，美国的保险费上涨了43%，这些钱最终分摊在每一个美国居民身上。

“我们给董事会发了邮件要求调低价格，你以为这场仗你打赢了，结果一年后价格还是这样。有时候，你会问为什么要去打这场仗，如果是我们的女儿，他们不幸得了这种病呢？如果她们每年都要背负30万美元的账单呢？”

威朗答应国会降价，但最终也没有降价。实际情况是，他们降低了药品价格，就没办法支付债务。

在片子的结尾交代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行为，这才是这件事可怕的地方”：威朗的CEO皮尔森没有违法行为，法律制裁不了这家公司。

市场的力量开始显现，这家公司相比于巅峰时期，股价跌去了97%；威朗在华尔街的支持者——比尔·艾克曼损失40亿美元；空头法米·夸迪尔的做空大赚，但她仍然没有“拿钱走人”，她在等这家公司跌至0。整件事最可悲的是，患者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调查记者与空头，香椽因为做空，让那些投资了威朗的人利益受损，被大量的泼脏水。他们用市场的力量，创造了价值。

这部的纪录片一共六集，每一集背后都是企业利益与社会道德边界之间游走的一个具体案例，威朗只是其中的一例。对社会有利，还是对投资人有利，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社会价值投资是良药吗？

正好在上周，我跟着一家非营利组织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连续拜访了硅谷的诸多慈善基金会与公益组织，包括陈·扎克伯格基金会，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顾问。我发现，大公司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公益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改变，从过去单纯的捐赠变成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过去几年，做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发布了《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义利99”榜单，经过18个月回测，这个榜单指数不仅跑赢沪深300，涨幅还在持续扩大。对社会有利与投资人有利，可以是同步的，这被公益机构称为——“义利并举”。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硅谷。这次，我们拜访了斯坦福教授Ian Monroe，他在斯坦福教授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课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并知道哪些坏公司的存在导致了这些环境问题。他点名批评了大众，这也是《Dirty Money》第一集中点名环境污染的公司。同时，他发现有超过70%的投资者希望能够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基金表现不错。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Etho Capital。

他的投资理念是，不好的企业，最终在财务上的表现也是不好的。因此他的投资榜单中坚决不投烟草、酒精、武器、石油、煤炭、赌博、犯罪等相关的企业。比起义利99的榜单和投资组合，他的投资分类中，化石能源与天然气公司的数量为0，他太熟悉环境问题，这些公司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从2015年11月到今年6月，他的基金回报指数上涨46.72%，远远大于标普500的34.14%。

这种趋势在二级市场兴起只是第一个阶段，它在试图解决股东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除此之外，在科技公司与投资人活跃的硅谷，“影响力投资”也在公益组织与基金会中兴起，它更加偏向于一级市场。

“影响力投资”最早是2007年，由洛克菲勒家族慈善基金会提出的。它是指资本通过经济效益投资来做公益。在如何界定是否是影响力投资，有一套联合国的通用标准，各个公益基金也会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停完善。界定这个投资的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做的事情具有社会价值，比如你可以解决50万人的生活污水问题；另一个是业务能不能指数级增长，比如是只解决10个人问题，还是解决10万个人问题。

如果要结合威朗的案例，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社会价值企业？特斯拉的例子非常有趣。

类似于特斯拉这样的电动车企业，往往都被称为“绿色出行”，由于可以不再使用传统的能源，它到底算不算社会价值企业。这个观点我与奇点大学的教授Ramen Nanm讨论，他认为特斯拉的存在是为了赚钱，因此并不算社会价值企业；而同行的朋友称，虽然可以用充电代替汽油，但是生产电池过程中的耗能和污染，并不比直接使用汽车更好。因此，在企业做的事情是否真有社会价值，还是逐利，既有专业的投资标准评估，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深耕慈善多年，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帮助中国的一些扶贫项目，慈善基金依赖于捐赠模式影响力有限。如果能够自我运转养活自己，才能让扩张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

这次我们拜访的国际社会影响力组织Impact Hub、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陈·扎克伯格基金会，几乎所有的硅谷慈善基金都在尝试“影响力投资”，并尝试自负盈亏。这也是美国西海岸硅谷与美国东海岸纽约的运作方式的区别。在硅谷，他们希望以投资的方式来资助有价值的社会企业，让这些企业能自负盈亏有扩张性。在仔细聊过一些案例以后，这种方法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很像，不同点是，在基金会的评估体系中，他们以能维持基金会的正常运转为主，而不像风险投资只评估财务回报。纽约的基金会大多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因为可以避税。

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顾问公司副总裁Heather Grady认为，基金会对一些好项目正在采取“以投代捐”的方式，但是他们并不会强制要求对方接受哪种方式，不管是咨询的方式、投资还是捐赠，都会以对方舒服的方式为主。基金会本身也在改变，目前完全独立运作，去年运营成本为1000万，他们通过帮助这些基金会找到好的投资标的、并提供一些慈善方向的项目方法，实现了1100万美元的收入，维持现金流正常运转。

急救组织“第一反应”就是典型的影响力投资。一次跑完马拉松赛事中，创始人陆乐看见身边的人心脏骤停以后，成立了这家公司，它为中国的马拉松体育赛事提供急救。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在一些公共楼层里布局现场急救装备，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但是，这样一家看起来本可以做成公益的组织，在通过公司的方式运作，他们通过培训费和企业端课程销售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并且获得了腾讯的第一笔投资。

合伙人陆俊告诉我，这笔投资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亲自批复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除了具有商业价值，还有社会价值。事实上，他们本可以用马拉松赛事养活这样一个小团队。但由于中国懂得急救的人的比例大大低于国际比例。他的第一要务是扩张，通过投资，他可以快速把业务布局到各个省市，甚至出海。跟他聊完我不禁感叹，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资本的进入，都是比慈善更有效的普及急救的方法。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硅谷，我曾经写过多篇教育的稿件，不管是个性化教育Altschool还是位于硅谷红木城的Summit公立中学，这两个案例中都有陈·扎克伯格基金会的影子。以Summit高中为例，当硅谷的老师们找到一些个性化教育的方法，并且经过时间检验，这些方法对升学率有显著的提升时，全国各地的老师会到这所学校取经。后来，为了节省老师一对一辅导学生的时间，同时把这个模式扩张向美国全球，扎克伯格为这所学校捐赠了工程师，开发了一套教育软件，将这所学校的教育精华和个性化管理做成模块，提供给美国其他一些公立学校使用。通过教学软件，好的教育方法也可以快速在美国扩张。

所有这些，都不再是简单地捐赠，而是在科技手段下，找到新的方式让有意义的事情更快地扩张。这种扩张不依赖于一方持续的没有回报的付出，而是企业能自负盈亏甚至略微盈利。

这让我想到做这次采访的动机，社投盟曾跟我聊起来：有一些符合社会价值投资的公司，需要最新的思想和科技的方法让业务规模化，有很多双赢的事情可以探索；另一边，有很多科技创业者，他们并不能下沉到普通人的世界，有很多更底层的真实需求需要被发现。比如一家区块链公司，为非洲国家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太阳能电，又用富余的电去挖矿，这样既提供了廉价的电，甚至让不能用电的人用上了电，推广了清洁能源，又同时让生态链的合作伙伴们通过挖矿赚到了钱，很多人有能力但又发现不了这类机会。

科技正在指数级增长，如果公益不跟上，也会落伍。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游戏，而明明有很多双赢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方法。不管是最近的性骚扰、天价药还是假疫苗，还是有很多人在想办法让世界变得更好。正如我跟这些社会企业家在奇点大学上课，他们告诉我，最大的启发不是某个知识点，而是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从思维上启发了你。

一个好的社会，少不了政府与监管的作为，好的制度的设计。但抛开这些，好的社会是所有人共同构建的，比如对学者与知识的尊重，对作恶的勇于发声，对工作的专业。调查媒体、空头、有效的资本市场、公益组织、甚至是普通人炒股时每一次价值选择，一个都不能少。

专栏：Jane在硅谷

那些看起来奇怪的人与思想，或许正在改变世界。

我是刘泓君（Jane），《财经》杂志驻硅谷记者。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让这片土地成为创新之源，我将记录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思，也传递那些聪明大脑的思维方式，还原一个新鲜、有趣、复杂的硅谷。

更新时间：周六/日（两周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