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直辖市全域静态管理前所未有,所以决策过程异常艰难。武汉是省会城市,深圳是计划单列市,武汉和深圳做出“封城”决策,理论上是省委省政府的事权。重大的决定肯定需要中央批准。上海是中国经济、贸易、航运、金融和科技创新五大中心,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必定不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能决定的。由于城市功能重要,无论谁做出这个决策,肯定都非常艰难。都会有不同意见,需要时间来统一认识,上海封得没有深圳坚决,可以说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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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用于防疫的医疗资源难以快速跨省市调配。上海是中国医疗资源最丰沛的省市之一。在全国排名前50名的医院中,有11家在上海,仅次于北京的12家。但由于常住人口基数大,上海人均医生、护士、床位数、ICU数等人均医疗资源数量并不占优势。上海每千人医师数和每千人床位数排全国城市第25位。当本轮新冠肺炎疫情破防并快速扩散到全市,上海医疗资源不足短板就显露出来。武汉、深圳只要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波及全省所有城市,省委、省政府可以迅速调集省内其他城市的部分医护资源进行支援。上海只有中央下令让兄弟省市进行支援,其他省市才会调集医疗资源驰援上海。

原因之三,全域静态管理后的居民生活物资保障是上海从未遇到过的挑战。上海市民对抗疫期间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居民生活保障物资短缺,甚至出现假冒伪劣过期食品。中国不缺物资,上海不缺钱,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有经济重镇,怎么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主要是城市应急保障体系出问题。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蔬菜自给率约40%,此外自身几乎没有生活物资资源,靠自己的物资储备远不够维持2600万人的日常基本生活。平时,上海都是依靠全国大市场和供应链进行供给的,在全国防疫形势都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市快速扩散后,上海外部物流通道几乎完全被阻断。如中央不出手,靠上海自己是难以与周边省市进行物流和物资保障协调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上海城市供应链体系的问题,一是生活物资保障出现“三个阻断”:商超、卖场、菜场等进入封闭管理,供货渠道被阻断;快递、外卖小哥等处于静态管理运力被阻断;各种道路封锁、路障设置、车辆管制等,物流被阻断。二是市域内供应链基础设施短缺或布局不合理,街镇和社区一级的物资接收、分配和最后100米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对于广域、高频、骤发的紧急物资需求和特殊需求应对乏力。

原因之四,数字治理效能发挥不佳,居委会、业委会等自治组织没有信息化抓手和手段,“一网统管”“随申办”的功能接口只链接到街道、乡镇一级,物业自有的信息化系统与政府的数治系统之间基本脱节等,城市供应链体系与数字治理融合度不够。供需脱节或错配现象严重,导致供应链资源利用低效等。

原因之五,奥情引导与监管不力,缺乏有效、可行的体系化应对手段。由于非常时期民生保障物资跟不上, 人们情绪焦虑,加上一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手段简单或执法不当,被自媒体广泛传播,负面影响极大。另外,对特殊人群(老弱病残)和外来人员,特别是集卡司机关心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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