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文

从 2021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欧美的大通胀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这样一种罕见的分化的现象。此外，各国产业大分化带来的区域分化、居民收入分化、企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东西方经济走势分化

美国的CPI高达9.1%，最新回落到8.3%，欧盟的 CPI也超过了9%，创下了1981年以来的新高。德国的PPI居然高达30%以上，创下了1951年以来的新高。

欧美如此高的通胀水平，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供给侧来看，既有能源供给冲击的原因，也有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原因，同时还有疫情影响供应链成本、贸易保护主义、粮食与食品价格上涨、垄断和头部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欧洲、美国这些国家在2020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他们所采取的稳经济的措施主要是发钱刺激消费，稳消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020年6月份，美国的消费就开始转为正增长，带动了他们的经济强劲的复苏。到去年四季度，美国的GDP增速居然达到了6.9%，失业率也创下了若干年以来的新低。但是作为一个副产品，也带来了40年未见的通货膨胀。

为了应对通胀，欧洲、美国采取了多次大幅加息的加息的措施。为什么会采取这么过猛的加息措施呢？这跟去年以来他们的错误判断有关系。去年三季度以来，当美国的 CPI已经超过5%的时候，美联储一直坚持说通胀是暂时现象，不需要干预。当时我们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认为美欧的这轮通胀可能是三年以上的一个较长时间的通胀，这些文章的观点在今年初出版的《全球通胀与衰退》一书中都有体现。当时也有媒体提问我们说你们难道比美联储还厉害吗？比美国的经济学家还厉害吗？这一点，我们中国的学者还真的要有自信：自从面临80年代的多轮通胀，90年代的至少两轮通胀，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一直到2010年的几轮通胀以来，中国的学者对物价和通胀的观察指标、研究方法的跟踪远远超过西方的学者。而美国等国家，他们认为通胀是发展中国家的事，跟他们没关系，40多年了不论他们的政府部门、决策者、美联储，还是美国经济学界，都很少有人研究通胀。所以去年他们做出对通胀的错误判断，一直到去年11月份才开始改口，之后行动又过于迟缓，到今年3月份才开始小幅加息加25个点，直到七、八月份超过百分之八以后才开始采取过猛的措施，这样的行动既来自于其对通胀的判断，也来自于政界，学界，社会各界的压力。但是连续大幅加息必然加大他们的经济衰退风险。

展望下半年和2023年，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已经是一个事实，而美国经济的环比的增速虽然下降，但它上半年同比增速仍然高达3.2%的情况下，说美国进入衰退还言之过早，但是美国的经济衰退的概率越来越大。

所以未来1到3年怎么判断全球经济形势？考虑到加息对能源供给冲击、对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对疫情的影响供应链成本、对贸易保护主义、对粮食价格、对垄断头部化，都没有用，它只能减少一些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所以我们预测，到今年年底，美国的通胀能够回到5%左右就相当不错了。2023年还会维持在3%甚至4%这么一个水平，要实现他们2%的通胀目标，至少要到2023年年底甚至2024年。如果面临这么长的一个通胀和加息周期，欧洲美国的滞胀风险就在加大，它必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贸易、政治、外交和军事格局。

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为什么经济增速下行？除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三大因素，以及今年又出现的疫情的多点散发的影响之外，还有从传统观念上，我们在过去两三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一直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轻服务业的原因。这不仅是一个决策观念问题，而且是一个国民的传统观念问题。我们用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搞基建投资，很容易通过。不但从中央容易通过，在发改委、财政部、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也畅通无阻。但是如果有人提议，比如说花几万亿甚至几千亿给老百姓发消费券，这个决策观念的挑战就很大、很难接受。

欧洲、美国没有能力和机制去扩张基本建设投资，也许他们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扩大投资；但是我们的决策部门也不妨向欧洲、美国、向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澳大利亚学习下如何通过发消费券或类似的措施来稳消费。

在当前情况下，消费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从需求侧来看，消费对GDP拉动的贡献超过65%，远远大于投资，远远大于进出口。从供给侧来看，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超过54%。如果消费不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服务业不恢复到正常水平，很难期待我们的中国经济增速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在统筹疫情防控，物价稳定，对外经济稳定等多重目标经济的前提下，我们预测下半年GDP增速应该还能够超过4%。

如何看待稳增长的模式以及背后的宏观经济管理观念对于未来经济分化的影响？只要东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的观念和模式差异存在，东西方经济分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的延续。

产业大分化的影响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各经济体内部的产业大分化以及区域、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分化。

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具有普惠式的增长，也许基尼系数在扩大，有分配不平等甚至不公平扩大的现象，但是这个跟经济增长的均衡性是两个维度。过去40年，中国各个地区，不论是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没有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阶层的人口被落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3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却是少数产业、少数地区、少数人口引领和参与的增长，从产业上主要是电子信息、文化娱乐、制药产业、智能制造、金融等少数产业的增长，大部分传统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成为增长的旁观者，甚至受损者。从区域上，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加州湾区、波士顿湾区、纽约湾区等少数地区，很多中西部地区也成为增长的旁观者。正是因为这种不均衡的增长，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已从高峰的时候的70%回落到现在的50%。这也是特朗普为什么曾经当选的原因，他看到了这种增长的不平衡，通过煽动社会矛盾顺利地当选了总统，但是他改变不了这种增长的不平衡规律，结果黯然下台。

假设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再保持过去40年那种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都受益的普惠式增长，而很大程度上滑向美国过去30年那种少数人口、少数产业、少数地区引领的增长模式，这将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治理带来什么样挑战？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再重新来认识共同富裕问题，民营企业家也许会有新的视角或者是更深的不同的理解。

中国经济的深度转型

从宏观角度来讲，中国有两个深度转型必须完成，第一个深度转型就是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为主的这样一种增长结构的动力转型。

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宏观问题是，中国基本建设还能不能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多学者或者决策部门想当然的认为，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只要保持5%以上的增长就可以了，去年我们的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万亿，如果未来每年保持5%的增长，十年以后是85-90万亿。我们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吗？还需要盖那么多房子吗？还需要盖那么多厂房设备吗？当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阶段过去以后，固定资产占GDP的合理比重是20%到25%，这是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连印度这样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只有27%，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0%以上，比人家高一倍。假设十年以后中国GDP在150万亿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回到20%-25%这样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规模以后，那么10年以后的固定资产规模应该是30到40万亿，未来怎么可能保持5%以上的正增长呢？

从微观上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越来越小。从2014年开始，就出现了部分北方省份全年的GDP的总额小于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就是一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下去，还产生不了一块钱的GDP，投资的乘数效应小于1。从微观上来看，房地产投资不用说了，正面临巨大的负增长；就基建投资而言，去年全国的高速公路数值差额7400亿，刚公布的国铁公司的负债是6万亿，上半年亏损超过800亿，2000多个特色小镇大部分空置亏损，这种情况下继续靠基建投资来推动增长是不现实的。

所以2020年，我们面对疫情的冲击大搞投资当年取得了好的成绩，到2021年这种模式就持续不下去了，中央下达的专项债指标根本就落不了地，没有那么多项目，该修的桥、该修的路都已经通车了，该修的楼都已经入住了，厂房也不需要很快改建，这种情况下要尽快从投资驱动转到以消费驱动为主。

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的2/3，消费的乘数效应按照有关研究机构的测算，在农村大于5，在城镇大于3，就1块钱的稳消费资金可以产生3到5块钱的经济循环。如何提振消费增加居民收入？发消费补贴还是发消费券？还是降利率、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需要我们从决策观念上完成一个大的转型。

第二个宏观上的深度转型，就是要以服务业的创新大发展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很多人认识到制造业非常重要，是大国竞争力的体现，这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制造业重要，不一定把制造业占比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果把制造业占比作为一个地方的发展指标来进行排名，那北京和上海在全国垫底，排在最后。如果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那美国最落后的地区就是纽约、波士顿和加州，这显然是荒谬的。

为什么制造业如此重要，却不能把制造业占比作为指标？事实表明，80年代的时候，服务业的占比是20%。那个时候制造业不行；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业占比提高到30%了，制造业刚刚起步；2001年，我们的服务业占比是41%，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是全球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占比54%，中国制造业已经变成全球老大……为什么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反而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我们看下农业：是什么带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农民干活的效率提高了还是工作时间延长了？都不是，是工业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业机械、水泥钻井技术、农药、种子基因技术，然后才有农业大发展，工业不但提高了农业的产量，还降低了农业的占比，把农业在GDP的比重从几十年前的70%降到了7%。

服务业和工业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从微观上来看，制造业的发展来自于制造业企业自身的努力，从宏观上离不开服务业的大发展。教育培训产业为制造业提供了人才，研究创意产业为工业创造了新的产品，贸易物流促进了工业分工的细化，广告传媒类工业创造了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所以不能够因为自己是制造业，就攻击人家服务业不创造价值，更不能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正确理解如何以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不仅如此，未来只有服务业是解决中国就业的主要领域，目前我们的就业结构是这样的：工业就业人口2.17亿，占比29%；农业就业人口1.7亿，占比23%；服务业就业人口3.58亿，占比48%。未来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劳动者越来越多，10年以后农业的就业人员一定会降低到 1亿以下。一个工业机器人会替代25个以上的劳动者，所以未来工业同样会产生几千万的工业剩余劳动力。所有这些剩余劳动力，包括年轻人的就业靠什么解决？只有靠现代服务业。

新时期企业创新方向

最后，谈一谈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转型方向。在我们面临着全球通胀与衰退的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深度转型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既要看到很多老供给受的冲击，同时也要看到很多新供给正在创造新的需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就新能源汽车而言，去年的增速同比超过150%，今年的同比增速仍然近100%，会达到560万到600万辆左右。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中国在动力电池、电区、电库、软硬件、智能驾驶、汽车轻量化、零配件等多项技术上已经领先全球。

我们的光伏、风能、储能这其中的很多细分领域增速都超过100%。中国的户储在欧洲不但供不应求，部分订单排到6个月以后。就在这个月，特斯拉要发布他的人型机器人，这又是一个十万亿级别的大市场。如果将来在厨房、物流等很多场景，都可以用面向C端的人型机器人来解决，这个市场规模会远远超过之前的新能源汽车。此外还有数字经济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所带来的新增长。

从技术创新进化论的角度，中国在基础科学储备、人才尤其是工程师红利、强大的制造业的供应链、超大规模市场，等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技术和产品创新集中爆发的条件。所以我们企业家要看到冲击，同时也要看到新机会在哪里。

全球经济比现在更困难的时刻，过去30年里面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1998年全球最困难的时候，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新的经济增长；一次是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衰退的时候，移动互联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2022年到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着通胀与衰退，甚至滞胀的风险，第三代互联网，比如现在大家讨论的元宇宙，会不会再次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启新的经济增长？所以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不要排斥新东西，要密切关注元宇宙技术对生活方式的引领和改变。

我们还要把握数字时代的财富和价值创造规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二元的世界，既有物质态的财富，也有信息态的财富。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软价值，助力实体经济的转型创新呢？以软价值战略助力实体经济创新转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要重视研发创意的价值创造，要认真学习华为的IPD战略和海尔的创客模式，把研发部门从成本费用部门转型为价值创造中心和企业利润中心。同时还要重视需求侧的软价值创造，如像网约车或共享单车那样，用场景创新来引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还要重视引领文化潮流来提升客户体验价值等等。当我们还在原来那片海上用罗盘探索方向的时候，有人已经借助卫星导航奔向了更广阔的天空！

（根据作者在全国工商联“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的演讲整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