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文我们说到，在一战后，那些所谓的战胜国对德国所实行的自私手段，给德国的内外局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也还没到难以遏制的地步。真正让德国的民族主义转向变得难以遏制的，是发生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的到来，最终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变动，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那么，这场危机究竟有多严重呢？

二战期间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这场危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而在各国之中，就属德国所受到的影响最大，国内失业率高达44%，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失业。此时德国的政策制定需要通过复杂的民主程序才能完成。如果是在平常状态之下，民主程序还能有助于抑制各种暴政的风险；但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之下，民主程序决策的缓慢性，就让它在面对严重的危机时变得束手无策。不过也正是这一点，希特勒才有了上台的机会。希特勒以极有蛊惑力的民族主义理念来进行民众动员，从而最终走上了德国最高权力的宝座。

而德国之所以会在经济大危机中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冲击，这主要还与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因为德国本身就知道国民对自己正当性的质疑，所以从1920年代起就开始从国外大量的借债，来保持国内基本的经济活力，从而缓解潜在的社会矛盾。

1929年经济大危机

而我们在上文也说到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以德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经济网络，所以一旦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出现变故的话，那么就极有可能威胁到整个西方世界。而我们也都知道，德国的这大笔借债，主要都来自美国，但当时的美国正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简言之就是，它只想和欧洲国家发生经济联系，而不愿意发生太多的政治联系。

但实际上，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在德国进而在西方世界可能会引起重大的连锁政治反应。可遗憾的是，这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关注并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大都把经济问题仅仅当作成经济问题来处理。所以，当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来，德国很快就遭遇到更为惨烈的经济重创，最终也因为经济危机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变动，从而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其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都彼此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几乎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界限。在以前的时代中，只需要从政治和外交两个角度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但是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此时的政治秩序，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紧急和日常两种不同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北非战场

政治秩序的紧急状态和日常状态

虽然此时的德国正面临着各种不利的内外困境，但如果它的内政层面存在着有效应对机制的话，那也未必会走上纳粹化的道路。更何况，这样一种机制在魏玛宪法当中本来也是切实存在的，德国有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就曾探讨过这个问题。

这个施密特在纳粹德国前期曾经是纳粹的高级法律顾问，二战后虽然被判无罪，但也被剥夺了公职。然而在纳粹上台之前，施密特曾经写过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公法学著作，讨论过如何保卫魏玛宪法免遭纳粹党的破坏。

施密特看到纳粹党的各种蛊惑性的宣传后，知道纳粹党的目标最终是要彻底颠覆掉魏玛宪法，于是他就提出应该启动魏玛宪法当中的第四十八条。这条的内容是：联邦总统如果认为国家的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那么就可以临时终止对诸如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保障，可以临时征用人们的私有财产等等，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动用兵力来达到目的。

卡尔·施密特

当然了，这在当时还有人批评这个条款，认为这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与威胁。但施密特却提出：宪法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如果固执地坚持宪法中一些条款对于具体权利的保障，却会危及到作为整体的宪法的话，那一定是对于宪法的错误理解。此外，既然纳粹党的各种行径都是以颠覆魏玛宪法为目的，那么总统就应该启动第四十八条——限制纳粹党的行动。

我们要知道的是，这里施密特所讨论的，是政治当中的紧急状态和日常状态进行区分的问题。日常状态都是由法律所规范的，但是紧急状态却是游离于常态之外的，用日常的法律不足以应对，必须用超越于法律的政治手段来应对（参考至《国际政治学》）。

但是紧急状态也有着巨大的风险，为何呢？因为在进入到紧急状态之后，掌权者就暂时不受法律约束了。在当时，施密特的反对者就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防止掌权者用紧急状态的名义把法律彻底变成废纸呢？对此，施密特的反驳是：“如果你坚持法律的绝对至上，不肯宣布紧急状态，最终你所钟爱的法律也将为此陪葬”。

不过，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却坚决不肯动用第四十八条，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地热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而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一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长，而他一直认为德国战败的原因是被内外各种力量出卖的结果。而他本人对于魏玛德国的正当性一直就不认同，所以他也就宁愿看着纳粹党慢慢崛起。结果正如他所愿——纳粹党终于成功崛起。

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

总结

从以上内容我们又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可能会如何抉择，与它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内部政策的抉择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特性。内外之间的这样一种联动关系，在剧烈的变革时代会显示得尤为明显，影响也会变得尤为深远。当然了，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走上了又一次大战深渊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除了政治层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外，在国际法的基本法理上，也在几百年间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而只有搞清楚这些变化，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明白国际秩序演化的深层逻辑。当然了，这种深层逻辑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明白，我们将会在下面的文章中继续说到！（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枢纽》《世界史》《凡尔赛合约》《国际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