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主要表现为不顾现实条件和自身问题，一味追求速度和结果，右倾主要表现为自我否定和对敌软弱妥协，并以此来寻求对方的支持。

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左”倾、“右”倾各类错误倾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希望以退让求得团结而丧失团结，只注重团结的作用，忽视斗争保团结的作用，遭到大屠杀。然后是“左”倾盲动主义，对前期敌人大屠杀进行报复复仇，拼命冲动强烈，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革命长期性缺乏认识，导致失败。在此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部分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右”倾，变成取消主义者，不再进行革命，只进行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斗争。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对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对中心城市实行大规模进攻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很快失败。1931-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强调实行进攻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在此期间还存在关门主义，对中间势力不争取，一律纳入革命的对象，扩大了斗争的对象，减弱了革命的力量。1955年起，提出各行各业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出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夸大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导致大跃进。1957年，中央根据现实生活中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地党委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党内外广泛听取反映，征询意见。一时间，人们焕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提出了很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但后续各种批评急剧升温，情况日趋复杂化，极少数人趁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中共中央在观察一段时间后开始反击，将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导致很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遭受冤屈，同时动摇了高层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也压制了思想。1959年庐山会议，以彭 张等人对党的“左”的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党的主要同志对这些批评和议论看着是对党的攻击，认为是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分歧被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导致以反右倾的名义的更严重的左倾。继续大跃进，继续共产风，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人民吃穿用紧张。之后虽有调整，但左的错误一直持续到1976年。

从哲学角度认知“左”与“右”的问题，实质是主观认知与客观实际如何正确统一问题，也是“度”的把握上掌握不到位的问题，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一般来说，在革命战争中，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的估计自己的力量，就要犯“右倾”错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的估计敌人的力量，就要犯“左倾”错误。

在生产建设上，把有利条件看过了头，就会犯冒进错误。把不利条件看过了头，就会犯保守错误。

列宁说过“光有革命的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善于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就是我们常说的“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改革上决不能认为只要改，只要变就好。客观上具备了变革需要和可能，不去进行变革是“右”倾。客观上不具备变革的需要和可能却硬要人为地去进行变革是“左”倾。对客观上具备了变革的需要和可能的事物进行变革，是推动事物的发展，而对客观上不具备变革的需要和可能的事物进行变革，那就如同拔苗助长一样，不是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是破坏事物的发展。

所以我们干工作既不要激进，也不要保守。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性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取得点成绩轻飘飘，头脑发热，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就激进冒进，也不能遭受点挫折就心灰意冷、颓废丧气，认为前途一片黑暗就退缩放弃。整体原则应该是用左防极左，用右防极右。防左警右，左右兼顾。不疾不徐，持中守正，中庸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