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清末民初陕西关中农村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及生活变化的史实，引起众多人关注。剧中除了主角族长白嘉轩，另一主要人物---白鹿原的“乡约”鹿子霖，也被演员何冰塑造得活灵活现。

（电视剧“白鹿原”中的乡约鹿子霖）

剧中鹿子霖的的职衔是“乡约”，这个名称以前还真不熟悉，说不清是个什么官职。

如果从字面词义理解，“乡约”就是现时人们常说的《乡规民约》。应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

翻查史料才得知，“乡约”真是官名，而且是如此演变成的：

《乡约》始于宋，盛于明，普及于清，延及于民国。其组织形式从最初的“讲学”形式到松散而不固定的组织状态，再又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固定状态。

中国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制度，大都认为是北宋学者吕大钧、吕大临等几兄弟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制定的“吕氏乡约”（又名蓝田公约）。

光有了制度不行，还要有人监管。而负责管理和推演《乡约》的人，也从最初的单纯“教化民众”，逐渐演变成同时负有一定行政事务的“乡约”，因而“乡约”后来也被归纳为“官人”中的一类。

史料介绍，负责组织管理、讲解、执行《乡约》奖罚的人，最初叫“约长”，“约正”，“约史”，“讲约”等，后来又干脆将这些人直接称之为“乡约”。从此以后，“乡约”就专指负责此事的人了。.

有的词条更简明，说“乡约”就是明清时期乡中小吏。由县官任命，职责是传达政令，调解纠纷。对照到今天，大约相当于乡镇长和村委会主任。

我国北宋时期，理学极为兴盛，蓝田理学家吕氏兄弟在总结前人基础上，制定出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操作性强的《乡约》，并在家乡率乡人演习推广，教化民众，以正乡俗，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以至在全国也争相效仿，迅速推开。

（网络图片）

各地《乡约》的内容和实施方法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能在一定的范围，有一个适当集中的地方设有“立约所”：“立约所”多设置在祠堂、庙堂、馆堂或其它公共房内。

明代万历十九年，陕西蓝田东乡柳庄寨（今邵家寨）村民合资修建“约亭”，并铸“乡约钟”一口置于内，上铭宋吕氏乡约以正乡俗。

村民日常发生的利益冲突，斗殴争执，墙界地畔之类多在平时即由“乡约”调处平息，非重大事件一般不去找县府。

村民中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也请“乡约”按照“礼仪”主持进行。涉及官府公事公务，也由“乡约”出面应酬接待，配合处理。“乡约”实际已成为官府与村民间的桥梁，是不拿官薪的民间官吏。

到清代，“乡约”的组织机构已普及到村，并成为定式沿袭到民国。

《白鹿原》中有一段对清未民初时县以下政权变化的记述：“皇帝在位时的政权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鹿子霖告诉白嘉轩县府任命他当了白鹿保障所的乡约，白嘉轩大惑不解，说：“乡约怎么成了官名了？”

白嘉轩的疑惑不无道理，正如前面所说，“乡约”原本的确不是一种官名。

中国历史上自秦设县以来，县级政权机构基本稳定沿袭，至今保留不变。而县级以下的基层政权机构却是在不断变化中，从简到繁，从松散到严密，从民间到自治到官方管理逐步演进至今。

古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比较简单，自秦汉至隋、唐，都在县以下设名为“里”的居民组织。先秦时初以8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

里设“三老”或里君（里尹、里正、里胥）管理，主掌教化，宣讲政令，推行政事，这实际就是“乡约”的前身。（电视剧中《白鹿原》中的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

从历史小说中也会看到有关“乡约”的佐证。如《儒林外史》第六回：“族长 严振生 ，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老残游记》第十五回：“﹝魏老儿﹞连忙跑来看时，却好乡约、里正俱已到齐。” 作家沙汀的《丁跛公》中也有“ 丁跛公是穆家沟的乡约。”

如同电视剧中演绎的一样，“乡约”在民国中期以前这段时间仍在起着明显的作用。后来则每况愈下，农村社会动荡，民不安生，持续的抓丁拉夫，催粮派款，彻底冲垮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以“教化民众”为主旨的“乡约”逐渐衰退。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只有个别地方人们仍习惯称村上的头面人物为“乡约”。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经常听到农村中对一些喜管闲事的人讥讽为：“人窝中的‘乡约’”···。可见“乡约”在中国历史上对人们生活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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