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农抑商传统由来已久,自先秦时期就“奖耕战”、“抑商贾”,甚至是到了清代,当西方列强已经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的时候,“我大清”却还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全面实施“海禁”,还大肆破坏商品经济,继续让老百姓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自给自足。
一、历史上为什么一直“重农抑商”
一是“圣人”看不起。圣人认为,人生在世,亲情大义才是根本,而商人却舍本逐末,在买卖之中追逐毫厘之利,弄得遍身铜臭。所以,儒家历来轻商,尤其当儒学成为官方之学后,商业更被选择性抛弃了。
二是“唯有读书高”。这一方面与儒家经世治国的最高理想有关,另一方面与“官本位”文化有关。前者层次高一点,是为了施展抱负,后者层次低一点,则是为了满门富贵和光宗耀祖。
三是统治阶级排斥商人。这一点好理解,因为商人脑子活络,而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般不好糊弄,统治阶级认为很难管理(其实是怕“愚民政策”对他们不管用)。
四是利用土地实现对农民的身体禁锢。对照第三条来理解这一条,如果说商业让商人四海为家的话,那么小农经济就可以把老百姓牢牢地栓在土地上,哪里也去不了,遇到事情不懂交流,更不会搞串联。
这几点对中国人影响甚大,不仅“士农工商”排最末,官方从来不给这群人立传(无论是汉武帝的财政部长桑弘羊、明代巨富沈万三,还是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读书人看不上之外(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著名的《报孙会宗书》中明确写到“逐什一之利”为“贾竖之事”),就连商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像清代一直有商人有钱后捐官的现象(“补道台”)。
二、为什么唯独两宋商业发达
(一)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除了先秦,皇权专制时代,如果说北宋政治环境宽松程度数第二的话,那么没人敢说第一。从一开国,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一道类似“国策”的诏令:不杀士大夫。这一点赵家祖祖辈辈做得都不错,别说是犯颜抗上,就是大奸大恶也没几个人被砍头。同样,北宋的经济环境也极其宽松,虽然谈不上多么鼓励,但最起码没有秦汉或者明清那些严厉的规定和处罚。这一点不是猜测或者妄言,从以下一个突出表现就可以看出,即:对以往商业活动限制的打破。”市“从汉代出现以来,到唐代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像长安城里有了“坊”和“市”的划分,即商业区和居民区。但是,这时候的商业活动是有限制的,像“坊”、“市”不仅完全隔离、井河不犯,而且经营时间也有明确规定,一到傍晚,商铺关门、居民回家睡觉,谁也不能违反。而到了北宋,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界限被打破。以开封城著名的“御街”为例,这段路上首先是官衙多,像枢密院、门下省、太常寺等都在这里;其次是“死人办公”的地方——景灵宫,这是皇帝家庙;第三是“太学”,北宋阅批的官办高校;第四类比较有意思,是妓院区,还几乎和“太学”比邻而居。最后是重点:在这些机构、场所之间穿插夹杂、共存共生的就是各种商业店铺——这已经具备了现代特色。而且不仅经营地点自由,经营时间也同样自由,如果有客人,经营到半夜也无所谓,可以说,北宋人已经享受到了和我们一样的“夜生活”。除此之外,宋代的“草市”也非常发达,而且逐渐被常态化,这就是北方的“赶集”和南方的“赶墟”。对比于商鞅变法时的“宵禁”、唐代的“画地为牢”以及清代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扼杀,北宋的经济繁荣绝非偶然。
(二)商业税成为北宋阅批的重要财政来源。作为传统农业大国,这一点在历史上也算是绝无仅有。宋朝的商业税分为两种。第一种叫“过税”,顾名思义,针对于跑贸易的(行商),标准是每关值百抽二;第二种叫“住税”,针对于固定商户(坐贾),标准是值百抽三。以上两种在商业税中是正税,之外还有杂税,如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业和阅批开始相互成就——阅批扶植商业,商业税则反哺阅批,并成为阅批重要财源之一。比如在真宗景德年间,北宋商业税只有450万贯,而到仁宗时期,商业税已经增加到了2200万贯。
(三)阅批垄断经营。北宋阅批以商业立国,不仅鼓励民间经营,他们还搞官办“大托拉斯”,对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如盐、茶、酒、矾和进口商品,实行禁榷专卖与合买,即国家垄断。赵匡胤时期就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来满足整个开封地区的经济和日常需要。既然是垄断经营,那么它带来的利润就不能用市场方法来计算了。从《食货志》等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例,北宋官办商业税、酒课、盐课等商业总收入达到4500万,约占到了整个岁入的三分之一。
(四)“檀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和平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家别说发展,连正常生产生活都是奢谈,像现在的利比亚。公元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景德元年),宋、辽两国不胜不败地缠斗了二十多年后,在澶州(河南濮阳)订立和约,史称“檀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以白沟河为边界,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的一百一十八年间,宋、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两个东方大国从此专心于内政,埋头苦干,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时代就此炼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