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曾把中国在公元前３０００纪即龙山期所取得的文化发展成就归纳成八项特征，以显示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进程：
     （１）开始红铜冶炼；（２）复杂的轮制技术的广泛传播和陶工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经产生；（３）一些遗址发现的夯土墙表明战争防御的需要；（４）发现于水井、乱葬坑和其他条件下的人骨表明了战争的存在；（５）在艺术品上使用动物和其他纹饰母题表明了社会地位的差别；（６）兽面装饰的玉器和其他物品表明礼仪系统已经产生；（７）占卜的广泛使用也表明了各地礼仪之间的相互联系；（８）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层与财产差别。在这八项特征中，张光直格外强调甲骨占卜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最关键因素是萨满教的强烈盛行，在这个有着极深宗教基础的文明中，从国君、贵族到平民都被安排在一个分层的宇宙当中，这个宇宙的顶极是上帝，它通过巫师把自然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沟通起来。通过甲骨来占卜，以遵守上帝的意愿，国君就拥有了神谕的权力。进而他指出，在这样一个以宗教和抽象的宇宙观为底质的文明中，工艺技术的作用就减小了，这可以解释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Ｗｅｎｋｅ：着重于从宏观上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异同点
    他在张光直的八项特征基础上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使用玉器和占卜等是中国特有的，但阶层分化、职能专门化和行政复杂化则是它们共有的特征。但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原因上，Ｗｅｎｋｅ在承认战争对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认为在解释社会复杂化和不断增加的差异性时，战争说可能过于简单了。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独特视角：“在中国早期历史发展中，一直起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居住在农业中心地带边缘的游牧和半游牧族群，一些历史文献证明，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就与这些游牧民有关。例如，文献证明周人就是在不断受到邻近的游牧民的压力下，才由太王率领迁到陕西中部的。”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表现上，他则比较关注大型建筑的意义：与其他文明一样，中国文明起源首先是在农业的长足发展和定居聚落社会的产生而开始的，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阶段之后是陶器风格在广大地区的迅速传播，以及建筑和墓葬复杂性的迅速增加；而在中国，那种宏伟的大型建筑却出现较晚，而且规模也小了许多。

    关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过程，Ｗｅｎｋｅ继续通过技术和建筑的视角与世界其他看得出很像文明比较，得出了与张光直稍有不同的结论：西方学者往往把技术进步看成是社会演化的原因，但商代青铜器的出现却只是一个文化风格现象，而非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殷墟的祭祀和行政设施在规模上或许并不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逊色，但殷墟不同使用区域的专业化程度、墓葬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对农业和经济的管理水平，却使人想起两河流域一个公元前四千纪的城邦；商代末期中国北方出现了许多城市，但与两河流域和中美洲相比，商代的中国仍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低的社会，还找不到象乌尔或特的华坎那样规模宏大的城市；所以，如果按两河流域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至少在早期还没有苏美尔人的城市和大型建筑。

    Ｂｏｄｌｅｙ：偏重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演化进程
    他不同意中国学者所普遍认为的部落是国家起源的必经阶段的观点，认为部落这一概念使得平等主义（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文化的特征及其向大规模文化转变的细节模糊不清。为此，他主要引用了Ｍｏｒ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的观点。Ｆｒｉｅｄ观点的核心是否认国家出现之前有部落的存在，而认为是国家的出现才导致了部落的产生。他引用中国考古材料论证认为，前国家文化或许真的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就像张光直的原始中国相互作用圈所推测的那样，但从考古学上看，龙山文化在酋邦和国家产生之前，并非处在同一个政治中心统治之下的统一“部落”（ｔｒｉｂｅｓ），所以前国家文化并不能在政治上组成哪怕是分散的（ｄｉｓｃｒｅｔｅ）部落。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从平等主义文化到等级化（ｒａｎｋｅｄ）文化（即酋邦）再到能演变成国家的分层（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国家。其中平等主义文化在社会地位和基本资源上社会成员是平等的，而等级化社会则只限于保证社会上层成员，而分层国家则更只关注关键的生存资源，这就使得强迫他人接受其政治权威成为可能，国家就是由单个社会经由社会分层形成的。他进一步论述：“一个已进入国家形成中的分层社会就像一个城邦（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它把周围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看成是自己权威和资源的来源。所以，在它扩张过程中就能在边远地带（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产生部落，”部落是国家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侵略和统一的结果。这些部落即小规模的自治社会因为已经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可能仍能独立处理自己村落的事务，但再也不能对抗国家权力了。这样，他就把通常所认为的“从部落到国家”解释成了“从国家到部落”。

    上述观点出发，Ｆｒｉｅｄ提出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社会结构和组织演变上的新认识：仰韶文化由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地位差异表明它已有等级划分，因而已是酋邦组织了；龙山文化和后来的商文明由大型建筑和技术专业化所代表的更大规模对劳动力的调动，反映了社会的高度分层，因而它们不是大的酋邦就是国家了；他明确反对中国学者认为商文明是由商“部落”对抗周围部落的战争源起的，他认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分散的商部落存在，而是当地小规模的农村社区逐渐等级分化和分层才发展出商国家的。

    Ｂａｒｎｅｓ运用考古资料详细论述了中国从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其中关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较有新意。

    中国复杂社会的产生往往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但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复杂化发展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在广阔地区出现了，即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三支文化均以精美玉器而闻名于世，并且它们的社会分化、技术专业化和公共建筑均有很大发展。从考古遗存看，这些文化显然不是龙山文化的附属物，而且有些文化还向中原地区贡献了文明因素，如良渚玉器上的兽面就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则具有如下特征：发达的陶器和玉器工艺技术，对家养动物尤其是羊和牛越来越依赖，社会分化不同程度存在，玉器、象牙器和龟甲用于仪式和对外交换。这些特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出现，但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出现了社会冲突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聚落形态——城。

    中国青铜冶炼的起源至今还是一个谜。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青铜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在中国北方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小件青铜器和红铜器及其残片，包括耳环和刀等，而且这些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广。目前还不知道这些铜器的产地，而且这些数量很少的金属器无论是当地生产的还是进口的，都不能改变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性质。中国大规模生产青铜器是在公元前两千纪之初真正开始的，到公元前两千纪之末已出现了好几个地域性的青铜冶炼传统，包括吴城、三星堆、新干以及北方系青铜器，这些青铜文化更注重对人和动物的写实性刻画，而商王朝青铜器则更偏爱把人和动物表现为饕餮。二里头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夏文化，但二里头的青铜器仍属于后来遍及中原地区的商王朝青铜器传统。商王朝的青铜器尽管是最早的，而且恐怕也是最辉煌的，但它也只是众多地域传统中的一个。商王朝的青铜器是在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结构把最终中国历史引向了王朝社会。

    而中国北部边境上的居民是如何经历从狩猎到农耕再到游牧的生存方式的？
    通常认为是不断加重的干旱导致了这一变化，但是用气候变迁来解释人类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自然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类对气候强加的环境局限性的能动反应。的确，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人类往往只有某些措施来应对特定的气候环境，但人类往往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发现征服自然局限性的能力。因此，在蒙古高原周边出现的畜牧业可以视为对草原环境的反应，这种草原环境是由公元前三千纪冰川融水减少造成的，但环境变迁因素并不能解释游牧业所以成为开发广阔草原的生存战略。

    有人认为导致游牧业产生的关键因素是马和马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它们使草原民族及其牧群为寻找更好的牧场而游动自如成为可能。简单的游牧业可以与定居的村落生活结合在一起，而游动的畜牧业却要求一个不断变化的聚落形式，以及可用来驮拉和骑乘的家养动物。这种对家养动物的第二次利用，包括对畜力、奶汁和皮毛的开发利用，已经超出了把兽肉、角、骨头、牙齿用做工具的意义——因为这构成了继第一次革命“驯化”之后的“第二次产品革命”。

    这第二次产品革命最初并不发生于蒙古高原，而是兴起于西方的欧洲中部和近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车轮交通工具的发明，它使全面开发草原成为可能。马车后来传入了中国，安阳殷墟出土的马车（公元前１３００年）也是整个东亚年代最早的马车。骑马作为一种技术也是从欧亚大草原西部传入的，骑兵的出现曾迫使中国东周时期的北方诸侯国在北部边境修筑了很长的防御城墙。从文化上看，中国北方边境上自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早期开始出现的游牧民族属于起源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