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在哪个省（莫高窟的历史概观）

清末莫高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下。1963年，当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许多洞窟还裸露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

敦煌市与敦煌石窟所在地三危山相对位置图

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

一、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323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1]。画面像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323窟主室北壁局部

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

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2]。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和敦煌的历史息息相关。

二、小浮屠里——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

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据《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3]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4]。

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5]。因此，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认为东汉的佛教是越过西域、河西地区的“远程传递”式的传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148年安世高至洛阳，开始建立僧伽教团，译经讲道，教授生徒，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佛教[6]。

悬泉汉简“小浮屠里”

然而，1991年悬泉发现的一支请柬类的汉简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它明确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据同一考古遗址（F13）出土的纪年简牍，年代范围在公元51年到108年之间，因此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了[7]。

东汉明帝时期也是文献记载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原的时期，可以想见，在贵霜和汉朝的双重影响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经找到立脚点，而且进入敦煌民众的社会。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提示，西域绿洲王国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弘扬佛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晋时期的敦煌高僧竺法护的出现。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应当是没有迁徙的小月氏后裔。年八岁（236年）出家，师事从天竺（印度）来的沙门为师，所以法名“竺法护”。他笃志好学，日诵万言，感觉“方等深经蕴在西域”。于是发愤前往西域，游历诸国，搜寻佛典。回来后，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写成汉文。大概在284年至308年之间，翻译佛经175部，354卷，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8]。

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296年抄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9]，这是四年前（292年）竺法护在洛阳刚刚译出的佛经，说明法护所译大乘经典从中原向西流传到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