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中，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桥梁，其作用也不断凸显。而在翻译行业中，难度最高，也承载了人们最多赞许与好奇的，莫过于同声传译。

所谓同声传译，是指译员以几乎与讲者同时的方式做口语翻译。也就是在讲者仍在说话时，同声传译员便同时进行翻译。同声传译经常应用于一般的正式国际会议中，通常口译员会坐在位于后方的口译室中，透过耳机以及视线或视讯接收讲者的讯息，然后对着麦克风进行翻译，而坐于会场中的听众，则可透过特殊的音讯接收设备，以耳机听取口译员的翻译。

这一工作对从业者的反应速度和一心多用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收入相对较高，入行门槛也很高，因而在公众眼中不免有几分神秘色彩。近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三位同传从业者，揭开了这一职业神秘面纱的一角。

王经文在工作中

同传是一份适合学霸的工作？

“翻译是沟通的桥梁，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沟通，”英语译员王经文说，“并不是你说什么词我就翻什么词，因为讲者的话有时候很混乱，有时候想藏一些或者有别的意有所指。而我们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把混乱的话重新整理，没有说完的话补充完整，以确保意思传达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流畅性。”

这就是口译的基本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尤其对于同声传译来说，需要在电光火石之间迅速将讲者的话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其难度可想而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的三位译员除了同声传译也经常接受交替传译的工作。所谓交替传译是指在讲者说完每句话停顿的间隙，逐字逐句地翻译他/她的讲话内容。虽不如同声传译烧脑，但相对而言与合作对象的沟通更为直接细致，需要承担很多其他的工作，甚至要负责带领整支团队。说到在团队中的角色，英语译员杨婧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我的英文名叫Cleo。有一次合作方看到我们的团队名单上写着某某公司CEO、COO、CFO等等，最后看到我的名字Cleo，以为我也是公司的首席某某官。”

“我觉得同传是很适合学霸的工作。”杨婧说，“因为每场会议的主题和内容不同，而每次开会前准备的时间也很有限，所以需要你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某个陌生领域的基本知识，对学习能力的要求非常高。”而毕业于全球三大高级翻译学院之一的英国巴斯大学的杨婧，显然是一名学霸。她在本科时就听说了巴斯大学的名号，对翻译一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向往。通过努力，她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所学校，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职业的英语译员。由于她本科毕业于一所医药院校，她最擅长的也是医药类的翻译。

像杨婧这样科班出身的译员在行业中的起点很高，但并不意味着科班是入行的唯一条件。王经文笑称自己是“野路子”出身，只上过语言培训班，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与自学能力，在毕业后也顺利入了翻译这一行，在一家石油化工类的合资企业担任英语口译。两年半后离开公司，以自己最感兴趣的游戏行业为业务重点，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至今已有五年半。

“我非常喜欢同传译员的生活方式，”王经文说，“它意味着每天我都能接触到全新的知识，得到新鲜的刺激。”为了不断挑战自我，各个领域的翻译工作王经文都会积极应对，但作为一个游戏爱好者，他最大的梦想还是为自己喜爱的游戏公司翻译。而经由他的努力，这一梦想已经实现了。他多次为暴雪、索尼等大型游戏公司的发布会翻译，包括为一年一度的暴雪嘉年华直播做同传，前不久的ChinaJoy上也有他忙碌的身影。他还向记者展示了《风暴英雄》制作人送他的游戏人物贴纸，以及他和《魔兽世界》设计师等游戏界大咖的合影。

杨婧与王经文都曾在公司内部做过口译，但他们的企业内从业经历都不如王琼丰富。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王琼在毕业后进了一家日企，在公司的安排下前往日本接受了培训。回国后她希望在语言水平上更进一步，于是辞职专攻日语，也从此踏上了日语翻译的路。一开始她主要做的都是服装制造和贸易公司的翻译，而后跳槽到丰田旗下的厂家，开始接触理工领域的翻译，时常出差到各地的工厂做技术指导与培训，或协助管理层的审查工作。积攒了六年的企业工作经验后，她选择进入自由市场继续磨练自我，如今已有大约七年之久。

日本人说话的委婉暧昧对王琼来说颇具挑战性，“我们中国人相对比较率性，有话直说，但日本人很怕直接表达否定会伤到他人的面子。甚至日语里很多词可以同时表达相反的意思，例如同一个词可以表示‘好的，可以’，也可以表示‘好了，不要了’。这就需要按照上下文的意思来推断讲者真正想要传递的态度，也需要与讲者加强沟通。”王琼自豪地表示，她的翻译质量是非常高的，每次工作后都能得到与会双方的良好反响。因而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尽管辛苦，但也乐意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杨婧在口译室中

同传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

同声传译的薪资水平很高，一场会议下来的报酬往往能抵上普通白领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出入的场合都很高档，有时还会给重要人物翻译，在公众眼中是一份非常光鲜的工作。然而与高薪相伴的，也有极高的工作强度和极大的工作压力。

在正式的国际会议中，出于同传译员精神负荷的考量，通常一种语言会由两位译员负责，每15-20分钟换一次班轮流翻译。然而做交替传译时，人们往往会忽略译员的体力和脑力消耗，只请一名译员全程翻译。“碰上连开几天的大型会议，我做到最后一天都会累到虚脱。”王琼说。实际上正因为身体原因，她之前不得不推迟了这次采访。

“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作为翻译，在所有人说话的时候我都需要说话，完全没有休息时间。”杨婧如此介绍，“有时一上午的会议开完了，终于到了吃饭时间。但我刚低下头准备吃饭，一桌人又会开始聊天，我就只好停下来为他们翻译。经常别人都吃完了，我面前的盘子还是满的。”

译员不仅在工作中非常繁忙，还需要在工作准备上消耗大量的精力。为了圆满完成一场会议的任务，译员需要花上起码三天的时间准备。如果客户的资料给得晚或者会议内容很艰深，译员很可能会因此不眠不休。“我每天都在做阅读，在出租车上我会用手机看材料，在飞机场候机时也在做阅读；哪怕是在睡前最后一秒、会议前最后一刻我都在看材料。”杨婧说。

除此之外，译员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翻译网络连线会议时收听者成千上万，而自己的翻译也很容易被人挑剔。“但我们不可能在分秒之间就做出完美无缺的翻译。”杨婧说。王经文则表示，即便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现场还是可能出现难以应对的突发状况。“有可能讲者突然吟两句诗，或者说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如本来在说大数据，突然提到大数据农业，就开始讲很多农业的东西。这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当发生这种状况时，我会有一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既紧张又兴奋。如果能成功翻译出来，那么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他说。

王经文认为，同传是一个投资回报率比较稳定的职业，它的高薪是由译员的辛勤付出换来的。只要完成了工作，就能得到相应的报酬，非常单纯，也不会受到憋屈，这是他喜爱这一行的原因之一。

或许是因为翻译算是一门技术活，译员只需要凭本事就能获得报酬，不需要过多依靠外界的力量，越来越多的译员都选择了自由职业。杨婧说，从事自由职业这几年，她很有干劲，如鱼得水，感觉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中。“我们这一行的自由职业者，都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一旦习惯了自己安排工作的生活，就很难重新接受朝九晚五的生活了。”她说。

王琼与工作伙伴合影

同传是一份能与大人物交上朋友的工作？

杨婧喜爱自己的职业，是因为它就像一个万花筒，能让她走近各行各业，见到不同的人，积累不同的经历。“在工作中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和见证人，可以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的，”杨婧说。她在工作中见过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为前来访华的英国安妮公主做过同传。

不过，她也表示，尽管有机会与很多大人物一同工作，但与他们有私下交往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为大人物翻译不等于和大人物交上朋友，这也是大众需要打破的对同传的幻想之一。

甚至在她看来，同传的行业前景也并不好，“就算不考虑科技进步，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我们，随着全民英语水平的提高，现在会双语的人就越来越多，翻译的作用也会随之淡化。”

尽管喜爱这一职业的简单、纯粹，与每做完一场会议就能快速获得成就感的感觉，但杨婧也意识到，她会逐渐对这种成就感麻木。“这一行的天花板是很容易触到的，达到天花板后又该何去何从呢？而做出改变也很难，因为换一个行业重新开始，是很难达到现在的薪资水平的。所以更多人是处于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而王琼指出了同传行业的另一个问题。近几年入行的人越来越多，市场上也开始出现鱼龙混杂的状况。中介公司间在激烈竞争下打起价格战，而很多技术水平不过关的译员也趁机靠报低价获得工作，从而压低了翻译的市场价格，使王琼这样优秀的译员也开始难以获得与自己付出对等的报酬。更糟糕的是，如果几个译员同时负责一场活动，其中有一个人技术不过关而被投诉，其他译员也会遭到牵连。而口译，尤其同声传译的质量是很难评估的，因为与讲者同时说话，与会双方也都只能听懂一种语言，若有意思传达得不准确，当场也很难发现。这使得优秀的译员不得不与他们水平较差的同行一并生存。

正如杨婧所说：“同传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大众赋予了它太多光环，但真正做起来与其他工作没什么两样。”与其他职业一样，它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也存在与其他职业相似的困境。因而杨婧还是劝人们打破对同传的幻想，客观地看待这一职业。

谈到对有志入行者的建议，王琼认为企业内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她建议新人入行首先在企业内工作几年，了解各个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方式，这样在翻译会议讲话时，能更快领会会议本身的目的。不是逐字逐句机械地翻稿，而是将会议的目的融入到翻译之中，才能真正促成会议的成功。

杨婧和王经文则建议大家能走科班就走科班。“科班学习更为完备和系统，也方便结识人脉，入行时就为你打下牢靠的基础。”杨婧说。而王经文补充强调，现在各大高校的口译专业都在扩招，未来的同传从业者会面临更多更强的对手，因此攻读口译专业是有志从业者的最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