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手球、种族歧视、咬人事件……这些都无法将他打倒。在2014年11月出版的自传《越界——我的故事》中，苏亚雷斯告诉世界：我不是想赢，而是必须要赢。

当那一切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便猜想到了接下来的结局。

看到戈丁破门，我大喊了一声“球进了！”但我的内心深处，却陷入一片死寂。我们出线了，我为队友们感到高兴，但我不敢继续往下想——思考意味着我要回顾自己刚刚做的那件事，并接受由此产生的后果。

我让所有人失望了。我的教练——“大师”塔巴雷斯，在更衣室里心情很不好，因为他知道接下来我会面临什么。我不敢直视他，也不敢看我的队友，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塔巴雷斯告诉我，赛后记者们都追问他刚刚在场上发生的“事故”，他的回答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的队友们试图安慰我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也许我还要过两天才会离开巴西，然而在我的心里，我已经走了。

“我犯了错，而且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生了。我需要有人疏导我，我需要帮助。”

第二天我依然出现在训练场，但整个人都混混沌沌的。训练结束后，塔巴雷斯把我叫了过去，“这是我执教生涯中通知给球员的最坏消息。”看起来他难以启齿，那个时候我以为我的停赛也许是10场、15场甚至20场，他最终还是告诉了我答案，“9场。”这好像并没有我预想的糟糕，但他还没说完，“另外你不能再踏入球场，你现在只能离开，不能再靠近球队半步。”

我当然想继续跟队友们站在一起，尽管我不能出场，至少我可以竭尽所能弥补过失。然而国际足联的人就等在酒店门口，我不得不尽快离队。我感觉自己连一名囚犯都不如。你可以惩罚一名球员，可以对他禁赛，但怎能剥夺他和队友在一起的权利。

9场禁赛并不出乎意料，谁知道我还要被遣返回家，且不能涉足足球？要不是站在自己主教练的面前得知此消息，我一定会当场痛哭。回到酒店以后，我与队友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道别。我想利用午餐时间跟他们再说两句话，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下去，但我做不到。

9场国家队比赛禁赛，意味着我将错过两届大赛，以及两年的国际比赛日。对于这条处罚，我至少还能理解。但不让我为利物浦比赛？当我在英超被禁赛时他们禁止我代表乌拉圭踢球了吗？不让我去观看我9、10岁的侄子踢儿童比赛？不让我进入全世界任何一座球场？不让我继续工作？甚至连场地的边都不让碰？我简直没想到国际足联竟然能管得这么宽！

他们从来没有给一名球员这样严厉的惩罚，即便他踢断了别人的腿，或者像1994年世界杯上的塔索蒂那样打碎瓜迪奥拉的鼻梁。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竟然做出如此草率的决定。要知道2006年世界杯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也只是遭到了三场禁赛。

也许只是因为我是苏亚雷斯。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得承认：是我自己造就了今天的形象。我犯了错，而且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生了。我需要有人疏导我，我需要帮助。

“我想我从未真正伤害过任何一名职业球员。我知道咬人听起来很惊悚，但相对来说它却是无害的。”

2013年，当我因为咬了伊万诺维奇而遭到10场禁赛的时候，我就曾质疑他们的双重标准——为什么就没人想过其实我并没给对手造成实质性伤害？比起球员在场上遭到的各种冲撞，我的行为简直无害。有时候英格兰人会以他们拥有欧洲得牌率最低的联赛而自豪，但如果连把对手的腿铲断都不会吃牌的话，得牌率是不会高。什么时候当他们敢说我们是世界上危险铲球最少的联赛，那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

我想我从未真正伤害过任何一名职业球员。我知道咬人听起来很惊悚，但相对来说它却是无害的，至少在我遇到的场景里是这样。当伊万诺维奇在安菲尔德撸起袖子给裁判看牙印的时候，实际上什么印记都没有。我又没有像泰森咬掉霍利菲尔德的耳朵那样去咬人，虽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对的行为。

回到家里，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2010年我咬埃因霍温中场奥特曼·巴卡尔的镜头，我终于还是哭了。我的女儿德尔菲娜刚刚出生，当我想到她长大后会得知她的爸爸曾干过这样的事，没什么比这更让我沮丧的了。当时我的太太索菲在看台上，她并没马上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但当她看了电视回放，她问我：“天哪，你究竟在想什么？”

我必须试着回应这样的问题。在球场上，球员的肾上腺素会升高，脉搏加速，有时候头脑就会跟不上节奏。压力不断累积，却没有释放的渠道。2010年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非常沮丧，因为我们当时成绩并不好，如果不能取得三分，会导致主帅马丁·约尔下课。我对自己感到失望，我想竭尽所能，却发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当我的消极情绪积压到一个定值，我就再也抑制不住……

2013年的伊万诺维奇事件同样如此。我们必须击败切尔西，才能保留进入前四的希望，失败意味着一切就将结束了。我踢得很糟糕，我因为一次愚蠢的手球送给对手一个点球，我感到机会正从我们指尖溜走。我在场上对自己说：“你怎么可以如此差劲？你怎会错过那样的机会？”

而在咬基耶利尼之前，我刚刚错失了一个帮助球队取得比分领先的绝佳良机。如果我打进了那个球，如果布冯没有做出那次扑救，接下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没有——但我错过了那次机会。压力陡增，恐惧和愤怒一起袭来，“我们就要出局了，全都是因为我。”那种情况下，我不会意识到自己会做出多么夸张的事。我并不是在为自己辩解——错了就是错了——我只是想还原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样我也需要给自己一个解释，仔细想想为什么要那么做。

换做别的球员，也许会想：好吧，我们出局了，但我在对英格兰的比赛里进了两个球，我是大明星。同样，我也可以请求被换下，“我的膝盖又开始隐隐作痛，我已经在上一场进了两球，我尽力了。”但我不会那样想。我想要更多，这种感觉很难解释。在你付出一切后，你并不想停下脚步，你不能忍受失败。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要赢，而是我必要要赢。对失败的恐惧笼罩了我内心的一切，即便全场至少有两万双眼睛在盯着我，我也以为这不会有人看见。

2013年在对智利的一场比赛中，对手曾抓我的裤裆，我回手就是一拳。我并没有因此遭到禁赛，一场都没有。这被认为是一次完全合理的回应，后来也没有舆论的压力。在伊万诺维奇那件事后我曾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后来警察曾登门问他是否需要诉诸法律。谢天谢地，他说不用了。对此我心存感激，因为事情本可以变得更糟。

好在我还有索菲，我常说我在家里就有最好的心理医生。现在我终于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心，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不会再犯”是一回事，发自内心地意识到这几个字的责任感是另一回事。我已经开始学着面对压力，以前我总是把所有事都压在心底，不与任何人分享，尽管索菲总是对我无话不说。但我现在明白，如果你对人倾诉出来，紧张情绪就会得到排解，脑子也就清醒了。不要什么都自己一个人扛。

“我深爱着我曾效力过的每一支球队，但我并不喜欢亲吻队徽，宣称加盟这支球队是我的梦想。不过在巴萨面前，我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FIFA禁令的荒谬开始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狗仔队，甚至是一个普通球迷找我签名合影。我必须顾虑一旦自己在健身房里训练的照片被曝光，应该如何应对。

低调与巴塞罗那签订合同同样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他们已经承诺会签下我，但这不能公之于众。一切必须秘密进行，以保证没有人看到我们，或者拍到我们。甚至我每次去诺坎普，都有一个“三车计划”：三辆车会从诺坎普三个不同的出口驶出，以防止媒体追踪。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防备，就连去岳父家，我都得藏在他的车子里出来。除了FIFA禁令不让我做的事情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也没法做，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深爱着我曾效力过的每一支球队，但我并不喜欢亲吻队徽，宣称加盟这支球队是我的梦想。不过在巴萨面前，我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我小的时候，曾有一段被乌拉圭电视台采访的视频，我当时就说：“我梦想有一天加盟巴塞罗那。”最近有一个乌拉圭记者也提醒我，大概在我18岁效力民族队的时候，我总会背着一个印有巴萨队徽的灰色背包去训练。

从前，每当前往索菲位于巴塞罗那的家，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了很多比赛，每一刻都历历在目：巴萨5比0大胜皇马，皮克经典的五指庆祝；巴塞罗那德比，伊涅斯塔绝杀西班牙人；卡纳瓦罗为了阻挡梅西破门，重重地撞向立柱；巴萨4比1击败阿森纳，梅西一个人打进四球……

在我加盟的时候，巴萨体育经理苏比萨雷塔曾被问道既然签下我，巴萨还如何谨遵“不只是一家俱乐部”的信条。他的回答对我意义深远，“我们接受一切正常人，以及他们身上的不完美。人们会做正确的事，会做不对的事，还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我确信未来路易斯会是这家俱乐部的一个正面形象代表。”他们知道签下我会面临诸多争议，但他们依然坚持去做，我对此感激不尽。

当我去俱乐部体检并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与巴萨主席分享了年轻的时候我与索菲造访诺坎普的奇遇。那时我们只能在球场周边看看，因为我们没钱去参观博物馆，或者在球迷商店买纪念品。但就在那一天，冥冥之中有人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通往球场草地的门是开着的！我冲着索菲大喊：“快来看啊，他们没关这门！”她担心我们会因违规闯入而被抓住，我信誓旦旦，“不会的，我们动作快点。”两分钟后，我们已经在球场里面了，我自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就溜了出来。所以，当索菲出现在签约仪式上，一名官员还开玩笑道：“索菲，你能来真好，因为你还没为2004年的那次球场参观付钱呢。”

在我只是一名为乌拉圭民族队效力的希望之星、憧憬着有朝比一日能到欧洲踢球的时候，在我世界杯之后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在我终于加盟了儿时梦想的巴塞罗那的时候，索菲总是陪在我身边。因此，当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的时，必须从她开始，从我们十年前的相遇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