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最后的大明—公元1644年）

李自成起义：为何兴盛需十几年，衰败却只需几十天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原名鸿基，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造反，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三月十八，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1645年5月17日在通城九宫山玄帝庙拜神后，因劳累过度熟睡，遭山民误当贼打死。

农民军在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赋”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为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

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农民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

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

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为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农民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农民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当时，正是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明末政治腐败，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

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二十一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陕北巡抚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闻，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不久，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纷纷起兵响应。

李自成、张献忠也在前后也加入了农民军的队伍。

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

崇祯七年，高迎祥的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李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力愈强。

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李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

崇祯十一年，农民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

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农民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崇祯十二年，避走巴东。崇祯十三年二月，李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县东南)中。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农民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

崇祯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它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李自成，李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

崇祯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

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

崇祯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阅批，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农民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

崇祯十六年九月，农民军与孙传庭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孙传庭奔潼关。

此后，农民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县)入陕南；李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攻陷潼关，孙传庭战死，明军溃败。

崇祯十七年正月，农民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农民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以李继迁为太祖，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明朝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李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

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终于投向清军。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

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两军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全线溃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

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清军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大明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

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最后统一中国。

清军因而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大明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

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

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南明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五十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于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武装袭击，不幸去世，大顺政权遂而瓦解。余部三十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归顺大明，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