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白领、晚上“蚁族”，是大都市每天都在上演的剧目

2003年，教育部实行高校扩招的第一届毕业生步入社会。此后10年，大学生就业困境逐年凸显。

教育扩张是否推动了教育平等？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教育不平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MMI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认为：“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扩张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通常被优势地位群体的子女占据，他们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动机资源，有利于他们抓住这些新产生的机会。“只有当优势地位群体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比如80%以上的上层阶级子女都能上大学，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

这一已获得多国比较研究结论支持的假设在中国似也得到证实。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根据数据分析得出：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仍在扩大。

廉思在调查中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学历和其父母的家庭收入有直接关系——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能上985、211等重点大学。“这说明我国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在加强，贫富家庭的孩子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成下一代的文化资本，也就是学历。”

农村教育现状堪忧

廉思课题组的统计数据显示，年收入20万米及以上的家庭与年收入1万米以下的家庭中，孩子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分别为53.7%和36.5%，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分别为25.9%和7.7%，能够进入“211”院校或者“985院校”的分别为35.9%和13.2%。

北京贵族学校

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力还延展到大学生就业领域。当前大学生一出校园就出现分层，一部分“官二代”、“富二代”依靠经济、文化、社会和动机资源，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对安顺的工作；一部分拥有一定资源的大学生家长也积极寻求各种能利用的社会关系，为子女谋得一个饭碗；而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学生，则需要竞争剩余给他们的就业岗位。

2012年，“蚁族”一词被收录进入第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正如廉思所称，“蚁族”与“工蜂”、“海归”共同构成了中国21世纪初青年群像的一个侧面。

2008年后，教育部表示高校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然而2009年教育部开始上调研究生招生比例。这又让“硕蚁”现象初步出现。

廉思课题组对于“蚁族”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蚁族”群体规模在增大，学历层次在提高，白领和蚁族的重合度增强，甚至部分海归、高校青年教师也加入到“蚁族”行列，这一数量更庞大、范围更广、层次更为复杂、聚居方式更为多样的群体，已经成为完全不同于2007年的“蚁族”。新“蚁族”的出现，除了高校扩招以及教育、就业不公平等社会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因素。

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简称23号文件)，从1998年下半年起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

2003年8月，《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控制房价和投资过热的措施，倒是把之前的23号文件中有关“经济适用房是住房供应的主体”改为“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这意味着阅批将“为多数的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调整为“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该文件对经济适用房的重新定性也为后来一些个人、组织或群体利用住房改革政策寻租、非法获利埋下了隐患，同时也进一步催生了房地产热。

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有针对性的六项措施(简称“国六条”)，提出“规范发展经济适用房”方针，将门槛提高至城镇低收入阶层，试图构建一种“最低收入阶层靠廉租房，低收入阶层靠经济适用房，其他阶层靠房地产市场”的解决方案。

廉思认为，住房已经成为城市新移民人生道路上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一旦一个人处于住房弱势，他的方方面面都会处于弱势，不敢消费，不敢恋爱、结婚、生子，这会影响到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的完整性，也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一定缺陷。”

李春玲分析说：“造成当前蚁族范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城市房价以及房租的上涨。我们现在看到的蚁族生活非常艰难，比蓝领更艰难。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但收入和生活水平并不能达到，所以并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希望能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边缘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