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融媒体、全媒体时代语境中，大数据图像对于美术创作的影响深入而广泛，几乎无处不在。“画照片”“图像制作”的问题成为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一时间对于“画照片”现象的关注与批判，也成为当代画坛的显学与令人瞩目的现象。陷入“图像”的绘画，如何解套与破局？是否存在超越与升华的契机？在影像媒体文化语境下，如何以绘画艺术的叙事方式再现过往历史、表现当代社会？如何以绘画特有的魅力感染观者、回应新的时代课题？这些都成为摆在当下主题性绘画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如果仅仅将这场媒体时代下绘画的“图像困局”，理解成知识产权角度下绘画与摄影的博弈关系，或狭义地归结为“画照片”的问题，是把这个绘画史层面的时代课题看得过于片面和简单了。媒体视觉“图像”对于绘画的影响是广泛、立体而深入的，也有着相互塑造的关系，绘画曾经作为重要的图像资源，积淀为我们对于不同地域、时代的认知与记忆。尤其对于表现民族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主题性绘画而言，“图像”与历史的关系甚为紧密。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提出“图像证史”和“可视的叙事史”的概念，认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视觉形象的图像，比文本更趋向于指向过往的场境，不仅“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而且让“我们与图像面对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这里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意指作为艺术品与历史文献的绘画及其他造型艺术作品。

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主题，主题性绘画创作往往具有情节叙事性。回看那些表现重大、宏阔的历史主题的人物群像与展现戏剧性冲突的画作，有助于恢复和廓清我们对于绘画与视觉影像图像关系的认知。如在欧洲绘画史上，委罗内塞的《伽纳的婚宴》、达维特的《拿破仑的加冕》、德拉克罗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等经典油画名作，都具有戏剧舞台般的取景和抓住“永恒的一瞬间”的特质。这与照相机、摄影机出现以后的现代影像艺术分享着共同的艺术规律，或者说在某种角度上前者已经深刻影响了后者的创作审美意趣。进入媒体时代后，在视觉影像追求“画面感”与展现真实性，绘画艺术借鉴影像真实与探寻“画意”“画趣”的进程中，“图像”之于绘画的悖论及其尴尬、焦虑也由此出现，并随着“图像”的扩张而不断加深。

图像与画意的问题，既关乎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又在当下媒体时代的语境中具体显现为“数字化”视觉图像与“手艺性”绘画创作的相互影响与博弈。面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影像视觉图像，如何充分“消化”当代媒体图像文献，如何在大量历史图像文献资料中探寻艺术意象，通过遴选与整合图像资源，从生活体验和视觉影像中汲取养分，或叠加或聚焦，通过宏阔深沉或以小见大的题材，以现实场境再现历史，以具体局部的精微表现彰显宏大主题。回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诸多经典画作，从孙滋溪的《天安门前》、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到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等，很多作品正是通过对于照片的借用、人物形象的参考与从影像到绘画的再创作，建构了富有丰厚意味的“意象的组合”，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完成了对于真实影像和图像文献的诗意超越。

媒体时代的视觉图像及科技发展对于绘画艺术的影响，使数字图像对于绘画艺术而言真正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图像化”正在悄然改造甚至吞噬着绘画艺术的本体属性。如笔者与诸同行就在多次中国画画展评审的过程中，见到一些运用电脑微喷打印整体画面加笔墨、色彩“后期”收拾的“制作”，或是对某些已有作品题材图像的模式化重复，感叹其真可借用德国学者本雅明的书名，乃“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而这些“伪画作”的出现无疑正在颠覆绘画的原创性与本体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视觉经验的更新，也在改变乃至重塑艺术史的发展路向。如宇宙飞船、航空客机、无人机、照相手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影像设备乃至天文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所带来的崭新的人类视角，正在不断刷新着艺术家的视觉经验与审美感知；对于影像媒介像素、编程、交互等新兴技术的关注，也为绘画艺术的创作和观看带来了有益的启迪与拓展。

毋庸讳言，媒体时代与新科技语境下的当代视觉“图像”，已经成为当下造型艺术创作无法摈弃与隔绝的视觉资源。面对视觉影像与媒体图像，主题性绘画创作既毋需刻意避让，也要加强对其理解、消化与研究，应以参用而非重复、引领而非跟随的态度，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实现绘画艺术对于媒体图像的转化、超越与升华。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