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在日本（日本留学）

（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江歌案以前，Sir以为留学生的日子，都长朋友圈里发的这样。

江歌案之后，不少留学生也冒头了。

很多人给Sir留言：

其实在日本的留学日子，和这部纪录片拍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豆瓣7000+人，打出 9.3分。

首播于2000年，年代远，画风渣，镜头下的留学生还有点土气——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叔姐级。

后来有的成了，有的“黑”了；有的回了，有的永远留下了……

看完他们的故事，Sir突然懂了，为什么国际小伙伴总爱说我们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民族”。

因为生存力这东西，遇强则强。

而留学生在国外的生存，竟然也是讲“升级”的。

先说他，因为他顶多算“初级水平”——

韩松。

1996年4月21日的成田机场，摄影机捕捉到一张脸。

当时，26岁的韩松刚下飞机，一脸懵逼地成了镜头的主角。

这个方块脸的江苏男人，志向和脸型一样宽阔：

“我就要搞一个名牌大学，相信将来的阅批肯定会启用我的。”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韩松一个人东渡日本，是卧薪尝胆来了。

但其实，他这批留学生，对在日本读书的了解恰似一张白纸。

搞一个名牌大学的难度，被大大低估——得先在语言学校熬两年，就算拿到日语一级证书，也才刚刚摸到考学的门槛。

熬，要钱。

但对初来乍到的韩松来说，好像也不算什么事儿：

第二天，韩松出现在东京街头，领带、墨镜、背带裤，夹着公文包在咖啡厅用英文点餐。

还很斯文地交代侍应，“我不懂日语。”

俨然高富帅。

一个月后，剧组再见韩松——

“富和帅”都没了，连原本的“高”，也缩成了脏乱的卫生间、局促的榻榻米上，一个忧郁的贵妃瘫。

韩松的心里，当时很不理解：

“说实话，我父亲也是县长级干部，我母亲也是市长级干部、厅级干部。在国内，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得了的，一般人想接近都接近不到我的。”

哦……人来了日本，但爸妈还是李刚啊。

韩松想不通，为什么日本并没有对他好一点。

剧组再一次见到韩松，是十个月后。

十个月，瘦了三十斤。

方块脸饿成尖脸，脸色倒和缓了，你看，像同一个人么？

环境改变人，甚至改变颜。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十分熟练的洗碗工。

当初那身洋装早收进箱底，现在的他，系着做工的围裙。

在快餐店洗碗是什么感受？

朝九晚五，背痛到要断掉。

一天的碗洗完，韩松小心翼翼地收了店里剩下的饭菜，开始享用。

别说惨，他吃得很高兴。

曾经的高干子弟晃着脑袋，嘴巴油油的，对着镜头絮絮而语：

今天店长问我冷不冷，我说冷。他今天对我态度就不太好，日本人就这样……

相比人情冷暖，韩松更伤脑筋的，是饿肚子。

“店长说我耳朵不好使了，他不知道我是饿的。”

人经常会饿得不知东南西北

耳朵能好使吗？

国内读了一万遍的“粒粒皆辛苦”，到了国外，才算是真正闹明白——

一小碟剩菜，要干掉两碗半米饭；每夹一筷子都要合理分配；每扒一口心里都在倒数。

吃到末了的最后一点酱汁，还用米饭虔诚地拌干净、吞下。

日本的饭格外香吗？

是日子格外苦吧。

剧组逗他问，想不想回家享福？瘦脱了相的韩松，毫不犹豫地回答：

嘴上说回去，好意思回吗？

出来没个东西（文凭），不好意思

一点点自尊心，就足以令他留下来。

一点点希望，也足以让这位曾经的少爷撑下去。

白天洗碗12个小时，勉强凑足日常开销。晚上回宿舍，学习才刚开始——

一万多个日语单词，密密麻麻写满两小本，韩松用小拇指在凌晨四点的刻度一比划：

“今晚，看到四点。”

夜深了，节目组准备撤，韩松突然揉了揉眼，忍不住问了一句：

“第一年最苦的吧，是不是？”

（你知道他刚来日本时说什么吗？他给家里打电话：“绝对能生存、肯定能生存下来。”）

韩松可算知道“苦”字怎么写了。但他能问出这句话，证明还没完全适应。

孤身在异乡生存，忍耐只是第一步，也是最被动的一步。

想化被动为主动，得拼“适应力”。

想升第二级？

看小留学生，张素。

9岁的张素，随妈妈从北京过来日本，和爸爸团聚。

她在当地一所日本小学读书的表现，让她成了纪录片里圈粉最多的女留学生。

长相就很圈粉，乍看像女版费曼。

性格也突出：

典型的九十年代首都儿童，大方、活泼、有主见。

新干线上，一家人这么聊天：

爸爸：日本小学生欺负你怎么办啊？

张素：用学习来对付他们。在中国我跟妈妈已经定了条约，一定要拿第一。

爸爸：拿第一是为什么？

张素：为中国争口气啊。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所以我就得……

别以为小女孩只是嘴硬，真上台，一样Hold得住。

刚到新学校一周，在全校大会上，没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学校请这位中国小朋友做一段“国旗下的讲话”。

这孩子的气场，简直绝了：

国家和国家之间永远是和平的

愿我们这一代，永远捧起和平的鸽子，唱起和平的歌

这才是真正的“台下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导演张丽玲说，“她常是很要强的样子，老表现出什么都不怕。”

这孩子的确有一样抗压绝活，大部分人小时候都不会：

面对，笑着面对。

一堂课上，全班同学齐声唱一首日本童谣，张素不会，也听不懂。

一首听不懂的歌，是多么漫长啊！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张素一直站在讲台边，可想而知，巨大的陌生感压迫过来，可她尽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始终对同学们保持微笑。

这可是张素报到的第一节课哦！

天书一样听完第一节课，不放心的妈妈一直在教室外面站着……你以为这孩子会求带走吗？

才不。

妈妈刚自作多情地安慰了几句，她就回头找老师去了。

一手一脚，笨拙地比划着，请老师教她读词。

小留学生，真不怂。

她的微笑面对，不是矫情地伪装坚强。

照样可以哭、可以叹气、可以求安慰……之后，自己解决问题。

一个9岁的孩子，示范了适应力的内核：

一把鼻涕一把泪，有用吗？赶快积极融入啊！

上图：听第一节课时全程懵B；下图：后来成为日本课堂第一个举手发言的学生

张素的适应力，尚有天生的成分，有着小朋友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此外，也还有父母的加持。

但对年纪更大、责任与抱负心更重的单身留学生而言，境况可能更糟，生存的目标还需升级。

这第三级叫……叫什么，Sir还没想到。

比如35岁的高龄“留学生”，丁尚彪。

刚到日本不久，他的留学生身份就被“黑”掉了。

在北海道阿寒町一所语言学校安定下来，他忧心忡忡——

为了供他出国，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

丁尚彪这类留学生想的，不只是学习，还有来日本挣钱。

可是，阿寒町禁止留学生打工……

丁尚彪于是做了一件叛逆的事：一天夜里，他连同五十几名留学生，发动了一场惊动全国的集体逃亡，北海道大逃亡。

从此没了身份，成了流窜在东京、打黑工的人。

《留学生活》采访他时，丁尚彪已经整整七年没能回国探亲。

这七年，他怎么过的？

半夜拎箱子去投靠朋友，谈了几句就被赶出来；

因为活没干好，被店长一掌打出鼻血；

一年到头不添新衣、从不休息一天；

挑最便宜的饭菜吃，坐最后一班地铁，回自己的寄居小屋。

语言不会，身份没有，一穷二白，东躲西藏，还总有警察抓……

这么说吧，身为韩松，应该无法想象丁尚彪的惨。

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么苦的几年里，没有日语基础的他，却考取了五份技术资格证书。

绝境里的人，真会出奇迹。

丁尚彪可能不认为这些算奇迹。

因为他心里还装着一个更大的奇迹，等着哪一天实现：

供女儿去美国留学。

他是这么算账的，很朴实、很戳人——

我现在多干一个小时

小孩以后就可以少干一个小时的活

她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复习时间了

……

为女儿拼点命吧

于是，《留学生活》带着丁尚彪的这个心愿，去了他上海的家。

七年里，妻女第一次亲眼“见到”丁尚彪。

女儿丁玲看完嚎啕大哭：

“我在中国读书还偷懒，我很恨我自己，以前浪费这么多时间。”

几年后，丁玲被纽约州立大学录取，在日本转机，可以待72个小时——这次，终于能见到那个，十几年没见的“黑户爸爸”。

这场景，谁看谁哭——

女儿劝他回上海，他固执地说要为女儿多攒些生活费。

带女儿下馆子，他一桌子菜没动，光看女儿吃——笑眯眯的。

临走，他在新干线上对女儿叮嘱着——也笑眯眯的。

对了，就在这样的亲情一刻，他还是担心警察抓，不敢靠近机场，必须提前一站告别……

最后的最后，眼泪，终于掉下来。

这次离别，让人想起课本里朱自清的《背影》——列车启动的时候，丁玲也一样地挥别父亲，瞪着一双泪眼望向前方。

尽管没做过留学生，但我们都经历过离别。

离别，就是割舍和迎接的复杂体。

告别爸爸，告别女儿，从此东西半球，天各一方……

又成了两个孤独的留学生。

虽然爸爸疼女儿，怕她吃苦，但命运最吊诡的一面也出现了，这恐怕也是这位爸爸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女儿，这位新一代留学生，已经赶上了爸爸的脚步。

这一次，轮到她跑下去了。

她应该也会像爸爸一样——

上紧自己的发条，上到最紧，不达目的，绝不放松……

Sir突然知道，留学生活的第三级是什么：

上紧你的发条，上到最紧。

我们这个民族，说勤奋，不止，说努力，不止。

最好的比喻，就是像被上紧了发条的小铁人，一直往前跑，头也不回。

丁尚彪说：

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国的机会

就像赛跑一样

我已经拿着这个接力棒跑了那么远

我的目标是再把这接力棒最后交给女儿

我尽量多跑一点，让女儿可以轻松地跑下去

是，除了变得“更好”，我们很难拿更具体的答案来安抚自己。

韩松是为了实现自我，张素是为了迎接新奇，丁爸爸是为了家人女儿……

离家的人各有各的理由，但总之，都为了一个宽泛的“更好”。

如此说来，我们突然就靠近了这些留学生。

其实，纪录片中每一个留学生，没有朋友圈那种美美照，都是在谋生。

其实，他们和北漂、沪漂、深漂一样，都是漂泊的一代。

漂一代。

也正因此，导演张丽玲在片末加了六个字：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这不只是留学生活，更是每一个离乡背井中国人的故事。

是大城市打拼的杂役、传单仔、搬砖工、快递员。

也是租在郊区、睡在合租屋、供着蜗居房贷的……你和他，和我。

听着这首《鹿港小镇》，我们无需再问出那些“特殊人群的特殊问题”了——

为什么家都没了，你还留在陌生的北京吃土？

为什么在24小时便利店，买一杯水，坐一整夜？

留学生陈晨

家里的惯宝宝，什么时候学会了虔诚地对待每一粒饭，每一块钱？

留学生 柳林

为什么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就随口说出这么老成的句子？

留学生王尔敏

为什么上紧了心中的发条，几年，几十年不敢放松？

因为问着问着，就问到了我们自己。

后来，《留学生活》剧组在街头又碰上了韩松，脏长衫、夹着一个瘪瘪的皮包。

看着红灯变绿，他忙不迭地回答记者说：

能、能生存。

说完就急忙忙地跑掉了——他还有第二份工要打呢。

别说了，都懂。

我们是上紧发条的漂一代，哪有时间回答谋生之外那些……

无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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