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诩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灯塔”，然而，最近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高龄对决实际上已经折射出美国民主的困境——对此连美国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使得美国民主运转失灵加剧。究其原因，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与金钱密不可分是美式民主的弊端所在。历经多年的积弊，金钱对于美国民主的腐蚀与日俱增，影响了美国各层级选举和美国民主制度的运转。

　　越来越烧钱的美国大选

　　2020年的美国大选，再一次凸显了金米政治在其中的重要性。2020年美国大选总花费达140亿美米，包括竞选人、党派和外围团体投入的资金。其中总统竞选累计投入66亿美米，国会选举累计投入超70亿美米。66亿美米的总统竞选投入刷新了美国的纪录。而在这些巨额投入中，大量的资金被用于竞选广告中。拜登竞选团队自启动竞选活动以来累计将5.82亿美米投放于电视广告方面，特朗普竞选团队过去两年间的广告开销也高达3.42亿美米。

　　“得金钱者得天下”的逻辑还在延续。拜登团队以超10亿美米的竞选总支出成为2019年至2020年竞选支出最高的美国总统竞选人，远远超出特朗普团队。拜登在本次大选中获得了8000多万张选票，粗略计算，相当于平均在每张选票上投入超13美米。

　　随着社会的分化和政治极化，美国大选越来越烧钱。回顾美国总统大选，所需资金投入不断增加。21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米，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亿美米、2012年的20亿美米，2016年的24亿美米，2020年更是破天荒地增加到66亿美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的席位也是花费不菲，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约为1940万美米，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150万美米。

　　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使得缺乏经济支持的选举人很难在大选中走到最后。如美国当选副总统、首位参选美国总统的黑人女性哈里斯去年12月就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表示退出大选的主要原因是募款问题。她说：“我不是亿万富翁，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自己的竞选。随着竞选的进行，我们发现募款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今年4月宣布退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转向支持拜登，实际上对拜登的选情具有重要帮助作用。今年9月，布隆伯格宣布出资1亿美米帮助拜登开展竞选活动，无疑是在大选冲刺阶段给拜登加油。

　　从美国大选结果来看，金钱的说服力更是“明晃晃”的。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今年大选投票中，拜登赢得了477个县，特朗普赢得了2497个县，看起来数量差距悬殊，但是如果按经济体量对比，却显著体现了金钱的重要性。拜登赢得的这477个县经济总量占美国的70%，而特朗普赢得的2497个县仅占30%。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新现象。从2000年大选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的县约在472至666个之间，但支持民主党的县占全国GDP的比重已经从55%上升到了70%。由此可见，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更为重要。

　　“金钱至上”的美国政治运转主旋律

　　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金钱充斥于美国政治运转的各个层级。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法律既规定了合法的政治捐款、政治献金等，也允许一些灰色的金钱支持。相对而言，政治捐款具有上限，一般都是小额，这就限制了一些有钱人对美国选举的投入。不过，政治献金的规定却要宽泛得多。所谓政治献金，是指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接受来自外部对其无偿提供的动产、不动产、不相当对价给付、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米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非法“暗钱”不断进入美国选举，使美国政治运转的主旋律愈加“金钱至上”。

　　随着美国法律对政治献金管理的放松，有钱人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参与就更加便利。“超级筹款人”制度、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更是方便了金钱政治的运筹。“超级筹款人”制度可以绕开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绕开一些政治捐款的限制，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从近几次美国大选的情况来看，超级筹款人和超级行动委员会为美国大选提供的资金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