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瘤”壮大、阶层裂变、阅批失能……愤怒的美国靠什么自愈？

　　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使国际社会猛然意识到，美国社会分裂程度被严重低估，那么，2020年美国大选则让整个世界开始怀疑：一个如此分裂的美国还能否愈合？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怎样一步步将美国社会撕裂至此？

　　双脚踏在世界最大经济体土地上的美国人，为何对自身生存状况感到如此不满、愤怒，甚至绝望？

　　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曾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制度“自我修复能力”还能否发挥作用？

　　文 | 柯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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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退和分配不平等

　　大选过去已一月有余，国会两党就大选结果的合宪性分歧仍然严重，近四成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不应承认败选，成千上万的特朗普支持者仍在各地举行抗议集会，甚至有17个州加入德州诉讼，指控四大摇摆州的选举过程违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德州动议理据不足为由拒绝受理这一诉讼，使得特朗普试图通过司法程序推翻大选结果的前景愈发渺茫。

　　然而，引发本次大选僵持不下的根源却远未消止——国民阶层分裂，已然成为扎在美国人心头软肉上的芒刺，将在今后每一个与己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引爆对立和争端，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分配不平等未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长2.3%，GDP总量达21.43万亿美米，占全球GDP比重为24.75%。

　　从份额来看，并无明显变化，美国仍大幅领先其他国家；然而，与二战后30年间年均3.7%的增速相比，1980-2019年间降至2.7%的年均增速表明，美国经济正处于下滑区间。

　　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资本总体回报率的下降。2010-2016年间，美国平均总投资占GDP的比重OECD国家平均值低9个百分点左右。相较OECD中表现较好的加拿大，差距高达20个百分点！

　　在此过程中，美国劳动者获得的收益比例持续下降。1980-2019年间，美国劳动收入占比从75%跌至60%以下。剔除通胀因素，底层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与60年前大致持平。

　　让人更加惊讶的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开始，由于工作年龄段人群死亡率的明显上升，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曲线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偏离了其他富裕国家的发展方向。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米凶”，是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疾病，是在经济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进程中为数众多的、被日益边缘化的美国民众中弥漫着的深深的绝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总数1%的精英阶层身份和地位的固化和占有财富额度的持续攀升。1965年，美国最大350家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20倍；到2018年，前者飙至720万美米，达到后者278倍！

　　美国贫富差距已扩大至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正在步入“1%的社会”——巨额财富只在一个小圈子里积累、流转。被排除在外的，是被剥削严重的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是被阻滞的社会流动性、是停滞不前的民众生活水平，是未能整体增进的国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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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刻意扭曲的真相

　　在一些别有用心之政客的故意误导下，不少民众将这个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于是，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大幅升温，成为抵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力量，移民、工作外包、进口竞争，引发强烈关注，矛盾和仇恨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

　　那么，上述理由真的是导致劳工阶层工资停滞的根源吗？以移民为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在其新作《好的经济学》一书中简单有力地给出了答案：

　　“近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以10年以上的时间来度量时，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非常小，这与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1997年的发现基本一致。”

　　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升、贸易自由化背后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给美国部分群体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增益也表明，全球化和科技变革本身本不应被视为问题的根源。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能使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蛋糕“究竟能做多大？如何尽可能让更多民众跟上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否在更广范围的民众之间进行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