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单事件，起因于被阿里巴巴B2B公司列入中供产品的禁售黑名单的欺诈客户。事件的结果体现为上至该公司CEO卫哲、中至该公司的VP和总监、下至普通销售员的纷纷离职。

这场结构性的人事巨变，恰如其分的反映了马云强调多年的价值观在一家企业里到底有没有用。这是一次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锋——部分身处其中的人，也这么觉得。

一、事发

2010年底，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蒋芳被调去管理中供的诚信安全。蒋芳对此职位的理解是：专门查处各种为赚快钱不择手段的坏人。

2011年1月22日，蒋芳在一封群发的邮件中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并提及了当前的工作内容。

“……2010年跑来投诉中供是骗子的买家每个月比2008年翻了20倍！还查到有些销售，一个人就签进来好几十家骗子公司，甚至还一手拿公司的佣金，一手拿骗子的贿赂！真是TMD太气人了！现在我特庆幸调我来管这个业务，当年大家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事业，炸掉也不能毁在一帮骗子手里！现在每天组织同事查案子、关账号，想各种办法堵漏洞，干得很带劲……”

根据马云对《福布斯》（亚洲版）所言，他偶然间看到了这封邮件，是蒋芳的粗口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马云给蒋芳打电话，又找到卫哲询问情况。

大约从2010年上半年起，阿里巴巴B2B公司将不能签的骗子客户称之为黑名单客户。卫哲知道黑名单客户的规模，但不太清楚员工与黑名单客户的内外勾结状况。

自2008年底启动“狂风行动”（阿里巴巴B2B公司一起以产品降价为最大特点的变革）以来，有2326名的中国Gold Supplier会员（狂风中推出了定价便宜的出口通，原中供更名为全球宝，为便于叙述，我还是统称为中供）涉及欺诈，这些黑名单客户已被阿里巴巴B2B公司清退。

卫哲还讲了阿里巴巴B2B公司针对黑名单客户的处理措施，并认为它们已处于可控的状态，“从1.1%已经降到0.8%，再过几个季度就快打没了。”卫哲告诉重读DeepRead，那时候他仍认为“我这个处理已经是到位的。”

从事后的事态发展推测，马云当时对卫哲的回答并不满意。马云也知道中供有骗子供应商，在2011年1月21日的中供年会上，马云说他“几个月前去上海Office，我听说我们直销上面有些地区带进了骗子。我很难过，但是我相信B2B文化，我相信B2B团队，我们可以把这些都改掉。”

马云在意的是黑名单客户中透露出的故意签黑甚至内外勾结的意味。也就是说，马云更在意蒋芳邮件里的这句话：“还查到有些销售一个人就签进来好几十个骗子公司，甚至还一手拿公司的佣金，一手拿骗子的贿赂！”

于是，1月22日深夜，马云召集了更多的人在公司附近的酒吧长谈。马云决心对此事追究到底，“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

1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以及各子公司的所有高管齐聚阿里巴巴B2B公司，听取关于黑名单客户的汇报。会上宣布，阿里巴巴B2B公司董事会将委派已退隐多年、正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关明生成立独立调查组调查黑名单问题。

关明生。本图来源互联网

1月27日至2月17日，在类似时任广东大区大政委张卫华这样的区域负责人的协助下，独立调查组根据2300多位黑名单客户，顺藤摸瓜找到了内外勾结签黑名单客户的销售。

独立调查组还在香港、杭州、深圳访谈了超过50名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员工，包括Sales、主管、区域经理、“省长”、小政委、大政委、销售VP、COO、CEO等。

俞朝翎记得问话的情景，“肯定不痛快，你要知道当时的压力多大……那种问话的语气、语调都不一样。”

马云在过去几年的精力大都花在淘宝，再次见面，俞朝翎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是热点，老板们又开始关心了。”

成立独立调查组之后，卫哲才意识到，自己原先的处理措施是不到位的。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增进。

2010年12月底或2011年1月初，此前有些“劣迹”的广东大区的总经理及其搭档的大政委被卫哲分别降职、降级、转岗。卫哲认为这已经算下了重手。

尽管有些不知所措，尽管独立调查组的成立，显然意味着黑名单一事已经超出了阿里巴巴B2B公司的控制范围，但卫哲并没觉得自己大难临头了。

或者说，他那时也没时间多想。卫哲需要向杭州市公安局报警，需要向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汇报此事，需要加快对黑名单客户中内外勾结情况的了解。

这时，阿里巴巴B2B公司的COO李旭晖自觉责无旁贷，再加上他当初回来时只想干一两年便退休，于是李旭晖毫不犹豫的在第一时间向马云发短信提出辞职，并向卫哲递交了辞职报告。或许是基于此，李旭晖认为自己并非被迫辞职。

阿里巴巴B2B公司的中层干部们知道事态严重的时间要更晚一些。张卫华等人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客户管理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得那么严重。”直到一次B2B公司的会议，他们才感受到了肃杀的气息。

这次马云、彭蕾、卫哲等人主持，所有“省长”（即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大区总经理）、大政委都在场的会议，没有惯常的吵吵闹闹的氛围。

“一进来戴珊就说，你们小心一点。”张卫华回忆道。卫哲没讲多久。彭蕾也没讲多久，而且开始流泪，然后马云接过了话茬。

马云将黑名单一事定义为“非常严重”。会议宣布，在场所有人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公司随时可能会调查。第一，大家年前就待在杭州，不要回所在区域了；第二，B2B公司所有的庆典、仪式活动暂停，不批准相关费用的申请，同时在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发放所有在场人士的年终奖。

两个小八卦：大区副总经理级别的年终奖，能有三四十万米之多。此次会议之前，震怒的马云还摔了个杯子。

异样的氛围、严厉的管理动作让张卫华等人意识到：事情可能有点严重了。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层干部的心情就这么吊着、忐忑。

所有人都没有过好年。

二、“我该怎么办”

2011年的春节，卫哲也没过好。节前，他并没有批准李旭晖的辞职。应该说，他已经没有事实上的权力来决定COO的去留了。但节后，他一定要给个答复。

那么该如何作答？自己针对黑名单客户的处理措施不到位，引起了马云和集团的关注，现在那些不到位的处理措施意味着什么？李旭晖的辞呈意味着什么呢？

“怎么办呢？我的COO辞职了，你说我怎么办？这个事，我很难处理。因为我宣布李旭晖辞职，但我不辞职，这算什么？责任就全部归到李旭晖头上了。

“明天的新闻报道全部会说，卫哲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人会说，卫哲没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把李旭晖干掉就算结束了，李旭晖是替罪羊。一定的。

“（我的选择）一个是离开公司，彻底离开。另一个是在公司内另外安排一个岗位。过段时间再说。大实话。我想过是不是在阿里再换一个工作？

“我想过降级转岗，从M8降到M7？！但是我觉得这个信号不好，阿里内部也讲不清楚这个级别。

“投资缺人。我跟马云说，比如你让我管管投资什么的？别的（子公司）还没怎么投呢，只有B2B对外投资。我们投得不错。

“但这个事儿讲不清楚。这算什么？不是说我之前内部轮岗（广东大区总经理及大政委）的信号不清楚吗。我如果还这么走，信号不是一样的吗？（我转投资）这个信号肯定不清楚。”

卫哲在纠结，马云也在纠结。马云也没过好2011年的春节。根据《中国企业家》的报道，马云“难过”在于考虑“人”。他觉得“处理人与人的沟通是最痛苦的。这一个月我痛苦、纠结，这是真话。”

马云对《福布斯》（亚洲版）回忆那一个月时也说：“我当时常常在想，如果（内外勾结）这个是真的怎么办？”

马云最终找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权衡的方向。在春节期间，他去了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笔架山。在中共党史上，那里召开过旨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古田会议”。

马云在此地的感悟是，“……业绩和政治思想是对立起来的，但是毛泽东把它们合起来。这就是当年红军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原因，它不是纯粹打仗的组织……”

对马云而言，这显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感。当初他与邓康明在阿里巴巴B2B公司建立起政委体系，原因同出一辙。

但现在，马云加强了自己的观点：任何人都应坚持业绩和价值观的双重目标，缺一不可。

“做企业不能当侠客。我是公司文化和使命感的最后一道关。作为大家信任的CEO，我要做的是捍卫这个公司的价值体系。如果你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可以不杀你，那以后，有多少兄弟叫我‘大哥’？我不是‘大哥’。”

值得注意的是马云做此思考的背景。那几年，马云一直在想阿里巴巴的边界为何。阿里巴巴从一个产品演变为一个平台，再进化成了多个平台。那阿里巴巴是什么？它是否在以正确的姿势、架构与国家政策、世界经济发生联系？

马云曾在多年前认为国家是最好的商业模式，阿里巴巴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起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那阿里巴巴会不会发展成一个帝国？帝国可是历来不持久。

很难知道，马云和卫哲谁先下的“卫哲得离职”的决心，也很难知道他们在下决心时对独立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知道多少。

在2月17日米宵节前后，卫哲最终“想清楚了一些事”。他觉得现在既然要“再做纠正，那就不是简单地说‘省长’走人，处理掉几个。李旭晖先提出来辞职，到他这个层面是不够的。还不够。”

为了避免“信号不对”，卫哲决心辞职。

三、调查报告

2011年2月18日，独立调查组向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通报了调查结果。2月21日，阿里巴巴B2B公司的董事会上，关明生和蒋芳一起汇报了独立调查组的报告。

这份名为《Savio中供打黑特别行动小组报告》认为，中供这个业务怕是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新续分开、狂风行动、32%的佣金制度彻底改变了中供销售体系”导致中供铁军的目标“第一是客户数，第二是客户数，第三还是客户数”，也就是说，中供更看重股价和业绩。

从战术上看，中供在全国范围内过度扩张，比如经理级区域从“2006年的16个区域跃升到2010年的72个区域”，“公司上市后销售团队3年扩张10倍，管理者矮子里拔将军，管理培训跟不上，转调频繁、销售策略被前线销售、佣金制度绑架”。

从管理动作上看，“屁股决定脑袋。区域经理、‘省长’达不到业绩目标的80%，业绩奖金为零……”

报告认为，政委也没发挥独立监督作用，“小政委很忙、很小、很弱，更像区域经理助理、副经理，拉拉队长……招人、杀人、罚人、奖人、调人，政委没有决定权，底线的坚守靠人……政委虚线汇报给业务，KPI的10%由业务决定，业绩考核‘省长’决定，很难真正做到Check & Balance……”

从销售员的微观视角看，销售员降低了目标客户的审核门槛，不少离岸公司、个体工商户被签了进来。销售员也不培养目标客户了，“服务抛给售后，甚至不愿、不敢再面对签入的客户”。

他们的销售周期和销售策略也从长时间拜访，深耕区域，变成了用人海战术、过度承诺去短频快的签单。

报告认为，中供这个积累了10年的有价值的平台，现在正被销售员贱卖：他们不再强调中供的价值，而是以出口通不过就是“一天少抽一包中华烟”这样的钱来吸引客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中供系销售员出现了内外勾结的动作。比如被张卫华、扬子江（前广东大区总经理）、卫哲等人认为是2009年知黑签黑个例的米树华，背后竟然另有隐情——与米树华勾搭在一起的，正是从福建莆田四散开来的诈骗集团。

还有人记得我司上次谈到过的2007年英国买家协会事件的米凶吗？这次困扰阿里巴巴B2B公司的“苦主”还是以福建莆田为主的骗子供应商，他们从福建莆田开始，蔓延到了广东、浙江、上海、天津等区域。

独立调查组的报告认为这些诈骗行为乃精心策划，有组织，行动呈系统性。骗子购买出口通后，一般会新开设一个销售电子消费产品的商铺，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较低的最少购货量吸引眼球，然后不发货或者货不对款、以次充好，以此诈取买家的订金等。其涉案总金额在200万美米左右，每宗诈骗案的平均金额少于1200美米。

当出现“危机的征兆”时，中供“利益当先，以管理方式处理生死存亡的危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错失了机会遏制事态的蔓延”。

独立调查组这句话，说的是重读DeepRead在前文多次提及的深圳米树华、龙岗集体造假等旧事，以及杭州区Top Sales杜大峰恶意签黑、累计签黑客户10个或以上的销售几乎都是大区甚至全国的Top Sales等案例。

最终，阿里巴巴B2B公司“约有100名销售人员及主管和销售经理，曾蓄意或因疏忽关系容许不法分子避过我们的供应商认证体系，进而有系统的于国际交易市场上开设用作欺诈买家的企业商铺。”

根据《福布斯》亚洲版的报道，这就是让马云真正生气的地方，“（这些销售）他们怀疑，又或者他们知道卖家是有问题的，但他们还是签了合同。”近100名员工中绝大部分是“狂风行动”后招入的新员工。

独立调查组眼里的中供团队

这也算是梦魇成真。大概从2004年起，马云便一直担心快速增长的员工数会稀释阿里巴巴的价值观，进而因价值观崩坏出现一些恶性事件。

中供的销售铁军从0增长到逾3000人，花了8年时间。而“狂风行动”后的两年间就一下涌入了近2000名销售员。马云认为这超过了阿里巴巴B2B公司培训能力的承载上线，而且他觉得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人。

2012年7月，马云评价了招聘的问题，“金融危机时多招了5000人，这5000人让我们到今天还没好好消化，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是仓促的决定。”

在马云看来，如果有近百号员工（截至2010年底，阿里巴巴B2B公司里拥有13600余名员工。其中中供铁军大概为5000人）涉及诚信问题，这就是系统问题。

一个事关价值观的系统性大事应早早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来调查，而卫哲却将此判定为常规的局部问题，仅采取了技术性手段来处理。马云日后对《中国企业家》说：“卫哲知道这个事搞砸了。”

根据《福布斯》（亚洲版）的报道，负责独立调查小组的关明生认为阿里巴巴B2B公司“正在滋生一种文化，那就是为了短期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

阿里巴巴B2B公司对外公告的内容自然简略很多。公告表示，董事会接受淘宝CEO陆兆禧为本公司新任CEO，并批准卫哲、李旭晖辞职的请求。他们之所以辞职，是“鉴于一份于2011年2月21日董事会会议上提交予董事会的内部调查报告内容”。

公告表示，那份报告的初步调查结果总结为：

“……中国供应商诈骗全球买家的个案呈上升趋势。虽然管理层……采取行动以图解决问题……但董事会认为，这种组织性的问题是需要本公司继续强化价值观才得以解决。

“本公司已确定了1219名及1107名分别在2009及2010年签约的中国供应商涉及诈骗全球买家。这些供应商分别占2009年12月31日及2010年12月31日Gold Supplier会员总数约1.1%及0.8%。

“本公司已把相关的商户店铺全部关闭了……调查结论是：对业绩的过分追求，为了获取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导致本公司的销售组织部分受到负面影响，更可能对本公司的价值观造成较大冲击……”

四、引咎辞职

卫哲告诉重读DeepRead，独立调查小组的报告出来后，他才知道了不少阿里巴巴B2B公司的负面运营细节。

“为了把中供卖点讲清楚，很多地区的说辞和话术是‘19800（出口通售价）相当于一天一包中华烟’。就是说，少抽一包中华烟，你就有了（出口通）。他们不讲公司做这件事的价值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话术成这个样子了。培训也不讲价值观了，培训讲怎么签单，（说）这是对的，为了客户数。这种话以前阿里是不讲的。我一直去百大讲课，但是我不参与他们这么多细节的培训。我哪知道已经变味成这个样子了，是不对。”

因为独立调查组，卫哲才知道了自己当年处理英国买家协会事件的简单粗暴：

“最后查出来了两个犯罪集团，一千多客户中80%是这两个犯罪集团开的户。我们总结过这一千多个单子，有四川、河南、江苏、上海签的，（其实是）莆田的流窜了。

“当时（2007年英国买家协会事件）我们说惹不起，咱们躲得起。业务就停了，一单（莆田的）都不接，当时我就简单粗暴了嘛。但是犯罪分子也得活啊。他们得‘创业’，就流窜到全国了。”

卫哲才知道了部分员工被拉下水的细节。

“狂风（行动）把黑单给放大了，因为黑单成本低，又是考核客户数。后来犯罪分子派人来应聘我们的销售，打到我们内部来。

“他们拉我们的员工下水。他们接触过我们好几百个员工，有九十多个下水。销售员，还有个别主管吧，不包括管理层。在这方面，经理都找不到问题。

“理论上是别人想攻你，相当于黑客入侵，没办法的。真是没有意识到（米树华）内外勾结……（龙岗港澳通行证造假）这种细节，我真的吓一跳。我真不知道……假的，（港澳通行证）都是假的，我们帮客户准备的。我真不知道……

“调查组告诉我（黑名单）客户的数据，我根本就不惊讶。都知道，马云也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把欺诈干掉。

“但是我们内部不能出问题，我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内外勾结或者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客户欺诈。马云生气的也是勾结，我生气的也是勾结。不（内外）勾结，我也没有这么大罪过。”

卫哲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有四五百人是知道这个事的。只是自己没干。”

重读DeepRead问：“数据来源是？”

卫哲答：

“调查组访谈。比如问你做了没有，你回答没做，但是知道团队做了。这么一问，大概一估计，10%以上（知道），甚至更高。知道了，你不报，没有人向公司反映这个情况。

“这在阿里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责任是为什么我们的员工都被拉下水了？而且四五百人没有人向公司反映这个情况？所以我内疚在这儿。”

尽管已经决定了辞职，但是在这份报告的全部内容出来后，卫哲才认为自己做错事了。

“服。不是我现在服，我当时（就）服。”卫哲对重读DeepRead（微信ID：zhongduchongdu）强调他当时的主要情绪是，“做的不够啊。确实不够。这个怪我，还是把它当成局部问题，个案处理。下面的一直在开（触犯高压线的员工），我就没有一个意识，兵出了问题，一定是官出了问题。我没有追究官。这个我检讨，我真的是检讨。”

在这之后的B2B董事会上，卫哲、李旭晖的辞职正式被接受。从此开始，连带着的后续相关动作，被中供系自称为“黑名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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